关于闻一多佚文《论形体》

《论形体》是闻先生专为“唐亮西洋画展”所写的一篇说明书,最近于清华大学档案材料里发现。文中唐仲明即唐亮,是清华学校1926届留美预备部毕业生。早年赴美、法等国研究美术,回国后曾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闻一多曾于1925——1926年间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该展览于1934年2月在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由清华大学和欧美同学会联合主办。《论形体》虽为介绍画展之说明书,但对于我们了解闻一多的美术思想和理论是一个很好     

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迄今已70多年。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对闻先生的新诗有着深切的感悟并作了认真的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此前饶孟侃先生、朱湘先生等也发表过文章,但似尚未把握其精髓。沈从文先生在193o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3卷2期上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标志着对闻一多新诗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出现了一个纪念和研究闻一多的高潮,大批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和对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研究文章发表。此后,除“文革”外,闻一多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在新时期,闻一多研究出…     

打假防窃规范学术

邵伯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闻一多、徐志摩的新唯美主义”一节中的有关闻一多部分 ,至少有百分之六十来自俞兆平所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闻一多“中期美学思想”一节。这种抄袭是一种“缩写”他文和“袭用”他文观点的手法 ,很具隐蔽性 ,因而尤其需要加以揭发     

《庄子》——绝妙的诗

《庄子》是散文,同时也是诗。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庄子》(收入《古典新义》,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一文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和体验,更把它说成“绝妙的诗”。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同志”称呼的由来

“同志”一词并非现代语言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注脚:“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有“好友同志”之语。元初名医朱丹溪在《格致馀论》一书的“饮食色欲箴序”中也写道:“饮食之欲,于身尤切……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可见,古人用“同志”来表达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通…     

闻一多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正>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诗人论《诗》,把握诗的特质,发掘诗的真谛和艺术精华;学者论《诗》,学识渊厚,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翔实;战士论《诗》,思想激进,以科学和民主涤荡封建经学和陈腐观念的积垢。闻一多兼得三者之长,成为现代《诗经》研究大师。闻一多的《诗经》研究著作,除旧版《闻一多全集》已刊十种和早已佚失的《诗经长编》外,据其女儿闻(惠羽)钞录,北京图书馆存闻一多治《诗》遗稿尚有: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上)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第五期曾连续发表了郑临川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反映甚佳。现再将郑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论<楚辞>》发表于此,以飨读者。郑先生在附记中说: “这是一多师1940—1941年关于《楚辞》专书选读课程课堂讲演的一部分。当时讲的内容很丰富、精彩,有的经过先生自己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已收入出版的专著《楚辞校补》一书里,还有的曾写成若干篇通俗杂文在旧社会流传着,它们都被收进了旧本《闻一多全集》。这里记述的八个片段,是经过选择整理出来的,带有拾遗补阙的性质。尽管里面好些论点还可以讨论,有的只由先生首次提出而来不及作深入的探索,有的在后期先生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但从这吉光片羽中仍可看出先生治学的不走老路,独辟蹊径的首创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而应加以继承发扬的。”     

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

一提起闻一多,人们便会马上联想到“新月派”,而一提起“新月派”,人们也会马上联想到闻一多。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文艺理论家”,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主将、中坚分子”,这样的结论似乎是铁板钉钉,丝毫不能移易的了。因此,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是这么写,不少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熊佛西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悼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就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     

读《汉字三论》

<正> 殷焕先先生《汉字三论》已由齐鲁书社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三论的题目是:论汉字的“六书”性质和汉字的教学、论汉字的笔画形体、论汉字的简化与教学。这本书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读来饶有趣味。学习以后,感到很有收获,从内容上说,主要有三。首先是,立论的根据,讨论汉字应该以什么为出发点?记得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八年在谈到简化汉字问题时说过:“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问题”,“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千千万万的儿童,知识分子应该动动脑筋”。《汉字三论·前记》明确提出把“速度”作为观     

《东西均》题意辨析

关于方以智的重要哲学著作《东西均》,早先,侯外庐先生这样解释它:“方以智《东西均》的标题,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对问题的解答,即表示此书主旨在论述物质内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统一而产生的运动,也就是他所说的‘所以’。”后来,侯先生的这一看法被引向二端:强调方法论的同志说《东西均》是一部阐述对立统一的哲学著作;而谈本体论的同志说:“如果设想替《东西均》易换一个现代书名,那就是:《论物质及物质运动》。”那么,《东西均》一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部书到底是论本体的著作还是谈方法的著作?本文试图分析这二个问题。     

闻一多先生在云南的岁月(下)

从1938年4月到1945年7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度过了整整8年岁月。8年间,尽管环境艰苦异常、生活困顿不堪,但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斗士,闻一多先生的人生都是多姿多彩、成就卓著、光芒四射的。在1943年以前,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的精力和时间主要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闻一多给中文系学生讲授“易经”、“诗经”、“楚辞”、“乐府诗”、“庄子”、“尔雅”、“唐诗”、“上古文学史’:等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讲授全校各院系学生必修课“国文”。由于讲解精深新颖,闻一多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外,闻一多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撰著了《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乐府诗笺》、《伏羲考》、《神话与诗》等著作,其中《楚辞校补》1943年获教育部学术论著二等奖。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新颖、功底深厚、见解卓绝、成就杰出。对此,闻一多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这样评论说:“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83-184页)1943年后,闻一多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百物奇缺,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闻一多不得不为全家的日常生活而劳苦奔波;另一方面,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思想的转变,闻一多转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中。从物质生活来说,在抗战后期,由于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昆明地区的教授和其他劳动阶层一样,生活上陷入清苦贫穷的状态之中,而闻一多家由于家口较多(全家共有8口人),其生计更为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闻一多靠挂牌治印和到中学兼课来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关于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关于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的来龙去脉,何炳棣作了这样的回忆:1944年春,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见闻一多,言谈中何炳棣说起自己在昆华中学兼课事,说学校为自己提供了一间住房,条件较好;闻一多说自己住到乡下本为躲避日机轰炸,进城往返20多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何炳棣将闻一多的意愿告诉了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著名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和校长徐天祥十分欣喜,将昆华中学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房屋全部提供给闻一多全家(在西仓坡联大宿舍建好后,闻家搬至西仓坡教师宿舍居住),并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银币“半开”(两个“半开”合一个银元)。何炳棣回忆说:“这20块‘半开’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所说的那么困难。”(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3页)关于闻一多挂牌治印事,1946年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联大八年·闻一多事略》这样说:“自湘桂战争失利后,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于全国。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日以继夜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闻先生操守极严,有所不为的,好些以贪污或杀人起家的权贵重金请他治印,都为他严词拒绝。”在这一时期,闻一多所刻印章达数百方。从民主活动来说,闻一多是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历程始于’(下转封三)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评《论〈文心雕龙〉的纲》

马宏山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心雕龙>的纲》一文,其中的许多新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此,我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马宏山同志还在《文史哲》1979年第1期上发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又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上发表《<文心雕龙>之‘道’辨》,有些观点,与《论<文心雕龙>的纲》一致。本文间或征引此两文语,一同评论。“本乎道”《文心》的第一篇《原道》,是论“本乎道”的专篇。“原道”,即“原于道”。“原”字后省略介词“于”。《经传释词》:“于,犹乎也”。《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说:“原,本也”。所以“原道”犹云“本乎道”。是说作文要以“道”     

刘勰的出身考辨——与王元化先生商榷

<正> 王元化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发表了《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该文所提出的刘勰出身于庶族说(以下简称庶族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自述:对于这一说法,季羡林先生“表示赞同”;周振甫先生也认为“大著论刘勰出身庶族,掌握极为丰富的材料,论证极为有力,     

关于“惠止南国”的出处

编辑同志: 贵刊第一期所载《少年时代的刘少奇同志》一文中说:少奇同志看见“惠止南国,戴如北辰”的对联,便去翻书,最后“从《诗经》的《王风》和《上论》的《为政第二》中找到了这幅对联的出处和大意”。查《诗经》的《王风》十篇,没有“惠止     

闻一多先生论古代文学

本刊曾于1979年和1981年先后发表过郑先生所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闻一多先生论楚辞》,颇受好评。这里所刊载的为其续篇。文中资料丰富,文论精深,不仅对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有示范作用,而且也为后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治学方法。因文字较长,这里先发其中第一部分,余者待下期刊完。     

闻一多诗中的色彩美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是一位具有卓越贡献的诗人。他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不但给人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和鼓舞,而且也给人以艺术上的多方面启迪和丰富的美感享受。恰如臧克家同志所说:“‘五四’以来有成绩的诗人很多,但艺术特色鲜明,卓然成家,使人读了诗就知道它的作者的人,并不多。一多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种突出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讲求语言的色彩美,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一) 闻一多向来重视诗歌的色彩。这种重视,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闻一多从小就喜欢美术,早在十一、二岁时,就能画得一手相当真切的山水人物。进入清华学校后,更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据     

《诗经·新台》新探

《诗经·新台》是篇千古名作。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等几篇力著中,对该诗的“籧篨”、“鸿”等词,进行了新的考订,为理解这诗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在建功极伟。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自古迄今一直都未获得澄清。历代有关《诗经》的著作,包括今人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愈葵、唐莫尧两同志注译的《诗经全译》等书,都认为卫宣公娶儿媳为妻是件丑事,从而诗人要加以讽刺。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旧说,卫宣公为其世子伋娶妇于齐,听说齐女美好,宣公想要自     

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

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