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对于概念“名”的研究

墨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墨经》是“世界最古名学之书。”其在中国和世界逻辑史上都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墨家对于“名”的本质、“名”的分类、“名”的定义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这些均构成了墨家逻辑学之概念论部分 ,墨家对于“名”(概念 )的研究对我们的逻辑思维是富有启发性的。     

先秦墨家眼中的人性图景

现存的墨家典籍中没有"人性"字样,但是不能因此断定墨家没有人性思想。肯认"人性欲利"的客观性是墨家人性思想的基础,但墨家并未断言"人性善"也未宣称"人性恶"。循着墨子与孟子、告子思想的历史线索似可走出墨家人性思想的迷宫,通过《墨经》亦可直观地感受墨家人性观的内涵与意蕴。墨家人性论可简单概括为:人性"欲利";无称善恶。墨家人性思想中"欲"的自然主义与"知"的理性主义的交相辉映使墨家思想呈现出斑斓的异彩。     

从“三论”看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猫论、摸论与闯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广为熟知的部分,它们看似通俗易懂,实则寓意深刻。猫论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摸论主要有这样几层涵义: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三是大胆试验,稳步探索。闯论在猫论和摸论的基础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三论蕴涵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中国古代墨家“当”的语用学思想

“当”是中国古代墨家辩学的核心概念 ,对“当”概念的理解关系到对墨家辩学的认识。依据西方言语行为理论的“恰当性”对前后期墨家“当”的分析 ,可以看出墨家“言”的依据标准不是客观事实 ,而是墨家政治伦理思想 ,即符合其政治伦理思想的“言”就是“当”的 ,否则就是“不当”,也就是说“当”要与语境相符合 ,因此墨家的“当”有丰富的语用学思想。     

论“孝”与墨家思想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孝观念与墨家思想有较大区别 ,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 ,儒墨均倡孝道 ,墨家更重“孝”的民主性 ,另外 ,《孝经》中的一些思想与墨家思想也多有相似之处。     

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

生存论哲学标志着对传统哲学的逆反和新的哲学范式的萌动.现代生存论哲学对近代主体哲学和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呈现出两条理论轨迹一是从个人主义走向新个体主义;一是从个人主义走向共同交往.生存论哲学在主体间性问题的理论误区,在于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理想性与历史性的统一.要走出生存论哲学的理论误区,必须确立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视野和历史性视野.     

论技术的“真”、“善”、“美”

技术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技术并非是自主的、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载价值,并且渗透着伦理。技术不仅具有物性,而且充满着人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物化。因此,技术不仅具有“真”、“善”、“美”,而且三者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从犹太对话哲学解读“有朋自远方来”

借助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和E·列维纳斯的对话哲学,分析《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它指出朋友间的对话是快乐的、伦理性的,既有"我-你"对话的维度,也有"我-他"对话的维度。在孔子儒学中可以发现类似于犹太哲学家所说的对话哲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孔子的儒学为对话的儒学。从犹太对话哲学的视界解读《论语》,开掘对话儒学的可能性意义,也许是《论语》诠释的一个新向度。     

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

西方星云假说对康有为以元统天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与地相当于西方哲学中宇宙和自然界的概念。所谓天地之理便相当于西方所谓宇宙、自然界的本质规律。而以元统天论的元气说是对中国古代元气论、无限宇宙论以及康德星云假说的继承与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又是其论述人性理论、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思想的哲学支撑和重要基础。     

“两论”起家的哲学思考——八议“两论”起家

半个世纪以来，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坚持“两论”起家，坚持科学的知行观和方法论，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只有继续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才能在高科技新会战中取得稳产4000万吨的新业绩。     

论康德的“善恶”观

康德的善、恶范畴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它来自道德律令,对道德律令的服从就是善,对道德律令的违反就是恶,所以,康德的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康德的善恶观贯穿于其社会历史观始终,认为恶推动历史发展,善对恶的斗争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康德善恶观的意义在于把历史进程的关键由个体移到族类,由主观的意识推到客观的天意。     

“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主题

“新帝国主义论”被认为是美国现今的国家政策。该理论主要包括“失败国家”论、“先发制人”论、“主权有限”论、“自由民主”论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等论调。     

再论主体间性:多元社会的哲学根基——与刘小新先生商榷

主体间性并不是主体性的一个维度,相反,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杨春时提出的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一种模仿,而是在批判性地借鉴已有的主体间性思想基础上的原创性理论。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和非本体论主体间性(认识论、社会学)处于不同的逻辑层面,不能混淆。本体论主体间性不是对社会学的主体间性的抽空,而是其根据和可能性;它不仅解释了审美的本质问题,也隐含了巨大的现实效应,理应成为多元社会的哲学根基。     

论王阳明的善恶观

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无善无恶,而能涵摄善恶,所以是至善;心之发用有善有恶,所以须为善去恶.从体用一源论出发,王阳明阐述了从体起用、从用归体的心学修养方法,并指出了人性善恶的争论在于立论的出发点不一,无对错之分,但有浅深之别.     

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两次转变论”质疑

“两次转变论”者认为,马克思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之后,转向了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历史观,在经过“费尔巴哈阶段”之后,才从根本上修正和超越了其费尔巴哈哲学立场,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演进的真实轨迹,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而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也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曲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对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次转变论”者的评价也与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列宁的科学评价不相符合。在马克思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的影响的确存在,但不存在所谓的独立的“费尔巴哈阶段”。     

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两课”教学

主体间性是个新兴的哲学命题,强调平等主体在理解基础上的交往、对话与和谐共存。它更新了传统教育理念,为交往教育观的提出做了很好的铺垫。而交往教育观丰富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两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和墨家的“仁”“爱”之争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一种自然思维,强调以血缘为纽带,具有现实性;墨家的兼爱思想则是彻底地社会化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地彼此相爱相利,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互相通达的。     

“理念”“善”“正义”——对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思考

发源于古希腊哲学的“理念哲学”对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构建了一个以理念为基石的哲学大厦,树立了一个意义世界的最高目标——“善”的理念,设计了一个追求正义的理想王国.理念论经历早期、中期、后期等三个发展阶段.从认识论、本体论、目的论的角度看,“善”是整个理念世界的内在本质,是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据.理念论的“正义”追求包括“整个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人格化的“正义”.理念论预设了一尊西方的“上帝”,悬设了一个西方的理想,释放了一种西方的严谨、自省的治学态度.     

论“无人为恶”与动机善

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客观的道德评价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道德评价中对动机的评价占有重要地位。动机具有主观性、内隐性的特点。思想史上"无人为恶"的观念主要是基于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与自我评价。对动机的善恶评价还必须有社会评价;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和统一什么是善、善的标准等问题。善是善和善的事物的统一;善的标准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科学、准确地认识善和善恶评价标准,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人生社会阅历,在实践中我们就能对动机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对行为善恶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