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性与德行之间——中西哲学良知论的差异与沟通

德性与良知的关联是中西哲学共同的重要主题之一,但这一主题往往只在伦理学的界域内得到阐明,而未从存在论层次上深入探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于良知的生存论分析为我们敞开了一种新的视域,他对于经验与先验良知论的批判使我们有必要对于中西哲学中的德性与良知的关联予以重新审视。只有从生存论的视角区分经验论、先验论与存在论良知这样三个维度,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中西哲学良知论的思想轨迹并作出比较研究。     

王阳明良知体验艺术论述略

良知说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良知体验是其美学的核心，他的美学可谓 良知体验美学。其中良知体验艺术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其艺术 论中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王阳明认为艺术是心灵的映照，强调对 主体的高扬，同时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形式也应不断创新；审美教育是 良知体验美学的落脚点；正是这种以圣人境界为主要内容，以良知体验为核 心的良知体验美学，对明中以来的文艺思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教育的生存论维度及其启示

教育与生存论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把教育问题与哲学生存论关联起来,具体从生存构境、意义创序、乐观主义的未来导向等方面展开来说明教育的生存论维度或本质,并对当今教育领域的张力和困境作出粗略的厘定,谋求教育问题解决的启示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案,以突出对教育作生存论思考的现实意义。     

邹守益的良知观辨析

一般以为邹守益反对良知现成论,而事实是,邹守益对持良知现成论的王畿极为推崇,而且在良知是否现成这个问题上极力维护王畿的观点,其论证方式也与王畿极为相似,这源于其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正确理解与坚持。     

阳明对儒学本体功夫论的继承和发展

本体功夫理论与儒家心性学说相联 ,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明朝中期阳明本体功夫论即他的良知和致良知说的诞生 ,是我国古代本体功夫思想成熟的标志。在阳明看来 ,对自然界的态度 ,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境界 ,就在“致良知”的功夫之中 ;离了功夫 ,即无所谓本体。今天 ,当人们呼唤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谐调发展之时 ,就不能不承认阳明本体功夫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阳明对儒学本体功夫论的继承和发展

本体功夫理论与儒学心性学说相联 ,是儒学心性学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明朝中期阳明本体功夫论即他的良知和致良知说的诞生 ,是我国古代本体功夫思想成熟的标志。在阳明看来 ,对自然界的态度 ,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境界 ,就在“致良知”的功夫之中 ;离了功夫 ,即无所谓本体。今天 ,当人们呼唤人与环境 ,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之时 ,就不能不承认阳明本体功夫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认真对待他者：公共行政的良知视域

他者哲学作为现象学的重要议题,探讨自我应当如何对待他者,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基于现象学和儒家心学共同关注的良知视域,他者具有三重面孔：欲望的他者、差异的他者、可能的他者。现代行政管理对待他者的科学化、层级化、制度化的管制模式,对他者构成严重的同化、压制乃至消灭。后现代公共行政对待他者的契约式、民主式、伦理式的对话模式,为他者提供了良好的生存、自由和发展空间。但是,后现代公共行政并未将自我和他者的对话安放在天生的良知本性基础上,具有显著的不彻底性,容易使后现代公共行政在过度的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中走向分崩离析。因此,基于儒家心性现象学视角,建立基于良知的对话模式,是化解后现代公共行政对待他者的话语困境的一种未来路向。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令人惊讶。这种惊讶并非由于其理论或观点的新颖性或颠覆性，而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在括去了一切良知假设和道德教条之后，真正让良知在存在的深度上作为人最切己的生存现象活生生地自身显摆了出来。很明显，由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所打开的这个新局面，隐含着各种良知理论和道德学说最终都不得不应答的某种咄咄逼人的意义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