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基于897名贵州返乡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基于2013年贵州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本文对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从事行业与外出务工从业行业存在较高的关联度;就业信息来源与人际信任仍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就近就业收入比外出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就近非农就业收入比就近就业收入略高;就近非农就业的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就近就业质量较差。出于稳定就近就业的考虑,本文从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作用、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农民外出务工特征的交叉分析与思考——基于安徽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调查

利用外出务工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农民外出务工多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员构成呈现出多样化,性别严重失衡,青年农民工占较高比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的;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体力型行业为主,但年龄和性别对从事的行业有很强的影响;外出务工农民有留在城市定居发展的意愿,特别是年轻者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应着力解决外出务工农民的性别失衡问题,做好青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拓宽其就业面,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外出务工农民融入城市。     

农民工培训的原则及路径探索——基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

本文在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培训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一样遭遇农民工具有多样性、人力资本低下、工作负荷重无暇休闲以及外出务工前鲜少接受技能培训、技能水平落后、自发性外出务工的特点,这五方面特点也是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困境和着力点.笔者根据农民工培训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破解困境需要遵循以职业学校为培训主体原则、输入地培训为主原则,对农民工进行补偿教育原则、人格平等原则以及劳动力遵循就业机会原则、在岗培训和离岗培训相结合的原则,进而提出了破解农民工培训问题困境在转换培训观念以及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主体联合的四方面发展路向.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

依据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收入和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就业倾向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教育、培训、技术等级和工作经验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务工时间2年以上、接受一般培训或者具有技术等级的农民工比相应对照组农民工的收入高出20%、9.30%、11.49%和7.60%;教育、培训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技术等级或者接受培训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相对应参照组进城务工人员的发生比的2倍左右。     

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99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993份样本数据,研究了上海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拥有情况以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比未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收入高;男性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有配偶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龄与收入呈“∩”曲线变化。基于结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第二,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第三,要消除企业制度和社会观念中对农民工性别的歧视。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着重对流动因素(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资本因素中的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食品消费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     

家庭策略与已婚青年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差异

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外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已婚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普遍实行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留守。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是农民工家庭实行性别选择的重要原因。     

福建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技能、外出务工年限、健康状况、是否了解劳动合同相关法律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劳动合同签订影响显著,而性别、教育、组织化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要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需加强劳动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法律法规宣传与教育,重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     

语言技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调查数据,使用明瑟尔工资方程研究语言技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为解决研究样本自选择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文章使用赫克曼两阶段方法(Heckman two-step)对样本进行了矫正.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语言水平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非农务工收入.分类别来看,说普通话能力以及听...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问卷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性别、年龄显著影响务工者的务工收入,而务工者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务工收入影响不显著;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机制,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予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     

当前农民外出务工仍存在诸多困难

河南是全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常年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达1500多万人,劳务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达30％。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但农民外出务工仍存在许多困难。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平顶山市、宁陵县、永城市、扶沟县、尉氏县、开封县、西平县、新蔡县、中牟县、安阳县、孟津县等地735位2006 年春节返乡的外出打工农民调查显示, 农民工进城就业仍存在工作难找;劳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农民工返乡行为受到其人力资本异化的深刻影响。基于经典托达罗模型,引入人力资本相关变量,构建拓展的托达罗迁移决策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陕西省526户农民工的样本数据,针对农民工未外出、在外务工未返乡和外出务工已返乡三种就业流动状态,运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劳动力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利用分样本回归模型探讨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返乡决策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返乡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年限长、具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返乡概率更大;分样本回归模型分析则表明老一代农民工的此类返乡特征更加突出;另外,研究还发现女性明显偏向于做出不外出和返乡决策,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偏向于选择返乡。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择业就业能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民工返乡就业环境。     

金融危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及对策

选取湖北省远安县马渡河村作为样本,通过全面分析金融危机风波对该村农民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和农民外出务工特点,并针对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情况,提出了增加政府政策性扶持,促进农民工本地就业;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避免因经济波动带来就业波动;向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灌输自主创业的思想;发展新型农业,培养多方面人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外出务工者解决后顾之忧等对策性建议。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民工城乡职业流动对农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影响——基于2010年陕西省农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城乡间的流动成为连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重要纽带.基于2010年3月对陕西省农村地区3000多农民样本的调查,主要探讨农民工的城乡职业流动对其农村生活方式的影响.经实证调研发现,农村居民是否有过外出打工经历对于其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外出打工时是否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经历,对农民工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使得外出流动务工的农民同传统在家务农的农民区隔开来,前者在生活方式上表现的更富现代性.外出打工可以促使农村居民自主获取现代生活信息,自觉转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再社会化的过程.这也是推进西部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有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