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进行了多层面的批评,具有兼容、线性和不平衡的批评特点。它批评历代诗歌所反映出来的诗学观是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旨归,以公允的态度为理念,以审美批评为情感结构,最终汇聚为一种中和式的批评思想。以现代批评观念为参照,笔者认为,它对历代诗歌的批评依然存在不可避免的不足。     

《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涵

<唐诗三百首>编选宗旨深受<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的影响."诗教"传统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意义,即是通过诗歌特有的感发人心的功能,潜移默化地端正人的思想、纯洁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尚淳厚的人格.<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含极其丰富,主要包含着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三个方面.所选诗歌一则是"思无邪"的作品,二则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则是要达到"脍炙人口"的效果.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鲁迅科学史叙事的人学视野——重读《科学史教篇》

《科学史教篇》是鲁迅早年思想的代表性文本,其科学史叙事不同于对科学启蒙的单向呼应,而是充满内在的对话性。鲁迅在交织着近代启蒙精神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下,通过构筑科学演进中的人学视野,将科学进退与人性发展做出关联性思考,强调克服直线进化模式的历史观、开掘科学史上的人性之光、追求科学理性与感性生命相互催生的人学理想。重读《科学史教篇》亦是重释中国现代启蒙传统丰富性的具体尝试。     

宁调元对屈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宁调元自幼学习屈原的诗作,以屈原精神砥励志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通过化用、比拟、模仿、引注等方式,传承屈原精神,并将其与反清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志在将屈原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从《天问》看屈原的怀疑精神

屈原的《天问》对"天帝"本身的存在与否的系统诘问显现出鲜明的"天命怀疑论"思想,表现出屈原不囿于传统观念、敢于怀疑权威、勇于探索的精神。《天问》堪称先秦破除旧文化思想束缚的战斗诗篇,具有超越历史性的价值,对其正确品评有助于总结中国古代进步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鼓舞现代人大胆破除旧文化禁锢,挣脱各种精神桎梏,放手从事改革。怀疑无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都是极其有价值的。     

试析船山的屈原情结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是中国先秦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和人民诗人.其所创立的"楚辞"这一文学样式,及其所著<离骚>等"楚辞"篇章,对后世文学特别是辞赋的发展影响甚巨."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语).尤其是他那坚贞的忠君爱国之情和崇高的人格追求,经过屈原作品的代代传颂而泽被千古,成为后世众多智士仁人为民族、正义、真理而抗争、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王船山便是其中最倾情者之一.在读船山有关著作时,常感其中有某种或显或隐的对屈原的情结.     

朝鲜本朱熹诗文选集《雅诵》考论

《雅诵》为朝鲜朝正祖大王编选的朱熹诗文选集,在当时刊印流传甚为广泛。正祖意在仿效《诗经》之体例,让朝野上下家弦户诵,以达到化民成俗的诗教目的,因此,正祖对《雅诵》的解读处处与理义相联系。除此而外,还有相当多的诗歌并非谈性论道之作,但这些作品通过朱熹日常性情的流露、恬淡胸怀的呈现,同样起到了陶冶滋养的教化作用。     

《楚辞补注》对屈原形象的重新确立

<楚辞补注>中的屈原,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国"精神,也有儒家推崇的坚贞节操,而在对节操的坚持中又体现出其个体的独立人格.这是洪兴祖注释出的屈原新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体现着宋代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洪兴祖个人的精神风貌.     

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据学家与文学家治学异途,各有长短,无人能够兼而善之.,事实上,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体现出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视.其<屈原赋注>极力推崇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考据学者的文学评论现点.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沉重历史

《鲁迅全集》2005年版的注释在1981年版基础上作了不小的修改,尤其在"去意识形态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可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后面的题注却只字未改。考察其中原因发现,这条注释虽然并不尽如人意,却是来之不易。它涉及冯雪峰、周扬等人的沉浮和悲欢,裹挟着历史的政治烟云,体现着当代文化的曲折历程。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屈原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屈原学集成》序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文学成就,都是不朽的。司马迁褒赞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文心雕龙》说：“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毛泽东于1972年9月会见日本的田中角荣时,将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影印本）作为国宝赠予田中角荣,可见其对屈原推崇之至。     

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前的诗歌写作,可视为他诗歌写作的早期。同为长沙时期(1877 1889),最初二三年里,陈三立的诗歌写作更近唐音;从《诗录》收诗的光绪六年(1880)起,此后几近十年间,陈三立在长沙追随王闿运,摹写汉魏六朝,尤其重视向晋宋诗人学习。进入武昌时期之后(18901895),即《诗录》收诗的最后五年,陈三立在张之洞、梁鼎芬等师友的影响下,转向对唐宋大家杜、韩、苏、黄等人的学习,呈现出宋调的风貌。此一转变,契合了陈三立的性情与才学,并得到黄遵宪的肯定。     

《豳风·七月》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

《豳风·七月》来自民间,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传播与不断创作的漫长过程,最后由周代宫廷乐师加工润色、创作而定型.诗以“诉苦”为基调,叙事与农事描写均为抒发愁苦情感服务,反映出广大奴隶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抒发了他们心中普遍存在着的各种情感.因此,无论从创作主体、情感抒发来看,还是从诗歌原型、表现手法来看,《豳风·七月》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叙事诗、农事诗.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日本改编后由“前进座”剧团数次公演，并在中日之间展开交流、讨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在战后日本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学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