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生的野花:蓬勃与生机--论前期解放区文学(1937-1942)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投奔到延安,并在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率性而行、自由结社,甚而批判起社会现实,使前期解放区文学充满着蓬勃与生机,甚至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新潮.     

吴中四才子的功名心

从明弘治到正德嘉靖年间,吴中地区文人才子辈出,而徐祯卿、祝允明、文徵明和唐寅作为这一时期的吴中文人的代表,固然具有不同于普通文人的潇洒态度,其功名心的存在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他们,走仕进道路、参加科举是很自然的选择。但是这种功名心并不强烈,这也契合了当时吴中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氛围。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是当时全国报纸中发稿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文艺阵地,从中可以找到1941-1946年近六年的解放区文艺历史.它不仅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晴雨表和文学转折的历史见证,也是各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空间.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革命狂欢"中,外来都市文化经过与延安主流政治文化和陕北民间文化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新文化.在延安文学从精英文化向工农兵方向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之外,读者的变迁、分化也是其重要的文化诱因.     

论清初“贰臣”诗人的愧辱心态

明亡清兴之后,有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的"贰臣",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当时较为著名的诗人.有些贰臣诗人在入清初期还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可谓位高权重.但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人大多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怀有愧辱之情,这种愧辱之情表达了入清初期一部分文人的心态.     

奥古斯都的文化政策与文人的回响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文学创作在政府的庇护下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当时文学的主流力量也与奥古斯都的社会改革政策相契合,显示出它的社会教育和价值引导作用,为新的政治秩序做出重要贡献。而奥古斯都宽松的文化政策,使得文人们虽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束缚,但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创作自由,罗马社会真实的精神状态也因此得到真实的反映。     

《红楼梦》评点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的转型——东观阁评与脂砚斋评的主要差异

将<红楼梦>东观阁本的评语与脂砚斋的评语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脂砚斋评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具有文人自娱性;而东观阁评则较为客观,注重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书商导读型的特征较为明显.文人自娱--商业传播--文人自娱--文人自娱与商业传播,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体现了<红楼梦>评点史的轨迹.在<红楼梦>评点史"多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脂砚斋评和东观阁评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分别占据了初始阶段的两个较为重要的环节.     

论元代太湖流域成为绘画中心的原因

元朝建立后,江南的太湖流域迅速恢复生产,成为文人向往的乐土。经济的发展为文人提供了生活上的保证与交通的便利,文化的兴盛、富绅的赞助及杰出文人的个人魅力吸引着大批文人前来,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令他们能够自由抒发情性。太湖流域由此成为全国绘画的中心,中国文人画也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一发展趋势对明清画坛亦有肇始之功。     

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乡村生活的精神守望与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陕西作家创作心理探微

乡村书写是陕西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乡村是陕西作家刻骨铭心的精神记忆,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家园”,是他们心灵自由的栖息地。乡村,是陕西作家创作题材的自然选择,是他们文学才情发挥的理想之地。陕西作家的非功利态度,使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心无旁骛,达到了较高的心灵自由境界。乡村已成为陕西作家的一种精神守望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     

"寡母抚孤"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意蕴

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即许许多多的作家都涉及到"寡母抚孤"这样一个文学主题,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其实蕴藏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包含着作家强烈的现代女性解放意识。     

"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冯雪峰文学社团观侧论

冯雪峰认为,“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文艺上的团体,绝不能代替政治的结社”,也就是说,文艺社团的灵魂是自由的,文艺社团与政治组织应当有区别,这表明他对文艺社团高度政治化、政党化、行政化倾向的警觉。冯还认为,文艺团体的根本目的是为推进人民的精神自由服务的,这又表明其文艺社团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作为一种理论预设,这本身就蕴含着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即一方面把文艺社团看作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另一方面又把文艺组织看作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解放后的冯雪峰一度身居文艺界高层要职,既享受到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实惠,又饱受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灾难。虽说他和他的同道者们举办同人刊物理想的破灭了,但它对建国初期文学生态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双方力量消长,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追寻与逃离：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的女性书写

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是当代两位著名的女作家,她们均以突出的文学成就闻名于世。莱辛的主要作品《暴力的孩子》五部曲以“追寻”为线索揭示出女性对自由生存空间的探寻;门罗的短篇小说以“逃离”为主要情节,刻画了女主人公逃离社会、家庭桎梏以及对自由与自我的追求。尽管两位作家的研究主题与写作手法不相同,但无论是莱辛的“追寻”还是门罗的“逃离”,都形象地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态,显示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左翼知识分子与延安文学体制建构

左翼知识分子是延安时期文学艺术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参与者与建构者。1936年底,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受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的召唤,大批进步文人与左翼作家奔赴延安革命解放区。初来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按照五四新文艺路径进行文学创作,尖锐批判和深刻揭露解放区存在的不良现象,引起党内干部和战士的极端不满,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矛盾日益突出。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左翼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延安战时环境的特殊性,积极转变立场,主动改造自己,深入群众生活,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把延安文艺运动推向高潮。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现代乡土文学流派描述

现代乡土文学事实上有三个流派。一是以鲁迅为楷模的一派。这一派作家始终把故乡记忆同文学的时代责任紧密结合,创作因此具有双重叙述的特征。二是由周作人开启以废名为代表的一派。他们钟情于个体乡土生活体验的单层叙述,吟唱的多是远离现实的田园牧歌。三是与沈从文相类的一派。这一派作家也营造牧歌,但其目的在于以这种人性美的精神文本呼唤新的人生价值规范的重建。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民初小说对爱情的“发现”与意义重估——以苏曼殊为中心

辛亥之后,文学的主题从关注国族社稷转向瞩目世态人情,引发了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写情小说的一时繁兴。爱情的发现是民初小说意义重估的重要关目之一,其哀情的主题在思想层面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曼殊和尚恋爱的主题更包含着原生之家、社群之家以及个体之家之间的伦理失措,包含着灵与肉争夺在世支配权的隐喻,也包含着个体自由对宗法体系和佛法戒条等规训机制的反叛。正是这种爱情书写对自我意义的发现,使民初小说体现了现代启蒙意识复杂的景观,也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辛亥前后的文学分别以怎样的思想和形态成为现代转型话语资源的一部分。     

从同舟共济到分道扬镳——1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爱情与自由之辩

20世纪20年代，大量的青年作家试图在小说中探索爱情与自由的新关系，这其中存在着不同趋向：一方面，大量作家抒写了为爱情而战的决心，无论是追寻恋爱的自由还是追寻自由的恋爱，总之都是把爱情与自由同构；另一方面，也有些作家开始探讨自由对爱情的破坏，或爱情对自由的束缚。文章阐述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表现出的这几种趋向，并由此指出作家们的总体追求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