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上海世俗 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     

倾城的孤独向日常生活层面的回落——论张爱玲的创作

张爱玲的作品,以女性孤独无力的生命存在状态,弥漫濡染到生命底蕴深处的荒凉的家园幻梦和浓厚的末日意识,表达着她"倾城的孤独"体验。负载着这份无法消解的沉重,张爱玲在提取出现代人精神内核之余,努力求得"就近"的平安,这自然又使她的创作有别于西方存在主义作家寻常所作的哲理关照,呈现出倾城的落落寡合的孤独向日常生活层面回落的态势。     

心灵的困缚与挣脱--论古代戏曲创作中的自我体验的角色意识

本文从心理美学有关自我体验和角色意识的理论入手,分析这两者的矛盾在古代戏曲创作中的状况.以部分戏曲作品为例归纳了其存在的三种主要形式一、角色意识占主导;二、角色意识和自我体验交互参半;三、自我体验占绝对上风.最后对一流曲家创作中自我体验对角色意识的超越原因作了粗浅探讨.     

王安忆《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析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 ,中国具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初期 ,王安忆的《雨 ,沙沙沙》等系列作品便受到公众的注意。二十年来 ,她一直活跃于文坛 ,以其独有的情悟写出了一系列“上海往事” ,从早期的《流逝》、《逐鹿中原》、《好婆和李同志》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长恨歌》、《妹头》 ,无一不是王安忆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地抓住上海———这个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 ,似乎要成为它忠实的记录人和传言者。而在王安忆看来 ,“要写上海 ,最好的代表是女性 ,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 ,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 ,让她们伸展身手………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新探

本文探讨了王安忆关于上海的写作,梳理了王安忆写作中体现着的有关上海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特征,发现她对于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的另一种理解,即充斥于上海肌理中的诸多非现代性因素,进而展示王安忆剥开了长期以来遮蔽在上海上空的单一认知态度和“新意识形态”视角,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完成了对于上海的全新书写,分析了她是如何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建构上海城市的地缘特质的。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新探

本文探讨了王安忆关于上海的写作,梳理了王安忆写作中体现着的有关上海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特征,发现她对于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的另一种理解,即充斥于上海肌理中的诸多非现代性因素,进而展示王安忆剥开了长期以来遮蔽在上海上空的单一认知态度和“新意识形态”视角,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完成了对于上海的全新书写,分析了她是如何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建构上海城市的地缘特质的。     

郭沫若对殖民地上海的体验与书写

郭沫若体验到的殖民地上海是一个恐怖的上海;同时也是囚徒的上海、冷漠的上海,罪恶的上海。郭沫若是怀着爱国及民族主义意识来体验上海的。上海在郭沫若的心中,是殖民势力的代表,是民族耻辱的象征,是黑暗之城。     

反讽：一个城市对一种迷狂的驯服——评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通过对南昌等在“文革”最初一段时间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了上海这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精神使南昌等“文革”一代人,不仅没有更深地陷入迷狂,反而获得了启蒙。因而,《启蒙时代》这部小说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反讽的表现,使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的发展。     

王安忆,一个孤独的想象者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曾轰动海内外文坛,受到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在小说中,王安忆用一个巨大的意象,即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来表达她对旧、新上海的人文关照。在这样一个意象组合里,王安忆扮演了一个孤独的叙述者,在讲述上海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     

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的意识世界

《桃之夭夭》是一部复合性的小说,确切地说,应该是王安忆意识世界的一次全面展现;同时又是一部总结性的文本,为我们透视王安忆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王安忆的意识世界具体体现为:以自然性存在的女性意识,以附载体存在的文化意识,以形式主义存在的历史意识。     

客体化世界的顺应与满足——也谈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缺憾

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根本性缺失在于她对生存的客体化理解。对客体化世界的顺应态度使她的创作追求的是对这个有限世界的完善,而不是突破。与她崇拜的作家陈映真相比,超验之维的信仰也许是她最为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     

区域经验与个体人生体验的日常书写——苏青创作新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一度置于文学史叙述之外的苏青,因为其偏离时代主潮的异质性创作在其成名之际即遭人非议。其实,苏青备受争议的、咀嚼日常生活滋味的文学创作,反映出的正是当时主流书写之外的一名置身于沦陷区的女性作家,以上海这座沦陷城市的独特区域经验为基础的一种深切的人生体验。而这种真诚地面对现实人生的区域经验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日常书写,恰恰以它有别于主流叙事的边缘性与个体性,构成了1940年代整体文学经验中不应忽视的重要一环,并由此铸就了苏青创作的文学史价值。     

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阐释

王安忆是中国新时期为数不多的在海内外都享有广泛盛誉的女作家。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译介她的文学作品,至今已成为对她作品翻译数量最多、研究范围最广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王安忆译介研究,可视为海外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接受和影响的坐标。研究者们以王安忆译介到美国初期作品的寻根意识为发端,逐步向她后续作品中的地域书写研究推进,并在纵深挖掘中又贯穿着女性主义研究,探析西方文学场域对她作品的接受因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典型性意义与关照价值。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探析

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本文试从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着手,通过对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深层次地探析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     

论王安忆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

论王安忆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钱秀银“为读者写作”，可谓一条写作公则。认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读者意识，然而在写作中又因人而异。最切的王安忆是属于读者意识并不很强的那种：以为写作仅仅是一种平静的独语。当然在作品为公众所接受以后，她也会恍然：原...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

王安忆作品中表现的女性意识对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使女性意识的发展实现了两次突破.她最先把"性爱"引入女性文学,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审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她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女性话语的抒写,进行女性主义文本的建构.     

心灵世界的构筑——论王安忆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

王安忆认为浪漫主义是一切艺术之根,最好的作家应该富有浪漫气质。在2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王安忆努力构筑一个表现心灵的小说世界,她采用淡化情节、营造诗意意境、心理分析和想象等手法使自己的作品表现出主观性、民间化、传奇性等浪漫主义特色。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意识角度出发,分析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性别特征,并以"三恋"、《我爱比尔》、《神圣祭坛》、《弟兄们》等作品为范本,考察性别对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文本中的性别表述,论述性别视点对文本的作用。     

体验经济时代下的书籍装帧设计创新趋势

体验经济时代下,书籍读者在阅读载体与阅读方式上较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希望能同时得到多样的感官体验。因此,创作出适应现代读者阅读新需求的图书,强调互动形态的书籍装帧设计给读者带来多元化的感官体验,是当代书籍装帧创作新观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

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出访回来之后,“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因此,她在“冥冥之中”来到了“小鲍庄,“看到了世界的阔大,人的众多,对自身的位置和方位有了略为准确的估价”。她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经过“小城”、“荒山”和“锦绣谷”,人们惊喜地看到,王安忆不再是一个唱着纯情的歌的天真幼稚的少女,而是“长大了”的成熟而“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王安忆创作的道路,从《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艺术风格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