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衍进之多维观照

国际私法的核心在于法律选择或法律适用,国际私法的正义就是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上的正义,在国际私法尤其是18世纪中期以来的历史演进中,体现为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关系。萨维尼所架构的多边主义的法律选择学说主张涉外民商事案件应适用空间上最适合的法律,是为冲突正义;美国冲突法革命中诞生的若干理论强调适用案件处理结果上最适当的法律,是为实质正义。囿于各自的缺陷,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皆不足以单独实现对当今涉外民商事纷争的合理调整,二者的和合共生才是涉外民商事案件解决的最佳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实质正义是极点,冲突正义是均衡,二者共存的途径是将实质正义的精神内蕴至冲突正义的外化规则中,经由冲突正义达至实质正义。     

正义与和谐:宪法的价值基础

美国宪法将正义的理念冠于宪法之首,中国古代法文化以"和谐"为追求境界."正义"与"和谐"构成了现代立宪国家宪法的价值基础.宪法的价值的实现,景根本的是在立宪阶段构建起完整的正义观与大和谐观,然后在行宪和司完过程中实现正义,从而有力地推进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国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宪法的现代性的实质是在对东、西方的法文化进行辩证否定,并在整合正义与和谐这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宪法的理性化和道德化.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正义的实现次序——一个公民权利框架

正义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作为正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平等与自由却存在深刻的冲突,强调一方就会削弱另一方.如果将正义看作权利的价值基础,将权利作为正义的具体实现,进而确定不同权利之间的优先标准,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种冲突.公民权利的优先次序从高到低可分为:生命健康权利、人身政治权利、法律社会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四个序列,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公民权利的范围和实现程度不断扩大,因此任何社会和经济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公共行政的价值及其范式的转换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及治理、后现代公共行政等几种样态,与各个阶段相符,公共行政价值的追求也经历了从经济与效率到公平与正义、效能、民主参与、话语指向的几种转变.通过梳理价值与范式的关系,反思这种关系的实质,从而启示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     

反思性建构与实质意蕴赋予——试析同行评议中的程序正义

在科学及学术研究领域,同行评议方法正被广泛采用。与此同时,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与弊端使得同行评议制度与其初衷渐行渐远。本文主张旨向“程序正义”的路径,并以“实质正义”作为同行评议机制以及相应程序执行的参照与指导原则。“程序正义”在“实质正义”的观照之下,从强调重视“前制度”阶段到“程序内在价值”得以充分赋予;从审慎观察、反思制度与实践执行情况再到最终对程序制度作出“修正”,在这样一个开放、互动、持续的建构过程中得以重塑其内涵。     

当代正义论证范式的一种转型——奥特弗利德·赫费的交换正义性评述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配正义性讨论不但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而且在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也形成了很大影响,然而随着正义问题探讨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分配正义性概念本身的不足及论证程序上的缺陷.为了给社会正义论证寻找新的途径,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德国哲学家赫费提出了"交换正义"以作为正义论证的一种新选择.他在理论上进行细化,把正义概念分成三层次四类型;在论证中援引了一些新资源如劳动理论;而在结论方面解决了一些分配正义遗留的问题,如正义的来源、政治的道德维度以及代际正义等.     

论价值相对主义法哲学的现代意义--兼论不宽容的"劳动教养制度"

文章以拉德布鲁赫的价值哲学及其对自然法与实定法冲突的见解为前提,借助当代中国法学家的人权和程序正义理论,对中国从"法制"到"法治"转变时期的劳动教养制度提出质疑.作者认为,根据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和现代正义理论,劳动教养制度将走向被修改或废除的命运.     

浅析虚拟社会的制度正义

虚拟社会是一个在网络空间产生并由各种网络实体构成的新的社会形态,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空间的"表象存在"。虚拟社会正义的实质是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平衡,它包括制度的正义与制度实践的正义两方面内容。制度的正义即是制度的合理性,是制度的正义性的考量,它指制度在建立时是否依据了正义原则,是否被赋予了公平、自由的正义属性;制度实践的正义即是制度运行的正义,它是指制度所确立的正义原则是否得到了广大社会成员的赞同与支持,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坚持了正义原则,是否实现了制度得以建立的正义伦理基础。在当前纷繁复杂的虚拟空间,探讨虚拟社会的正义问题,为虚拟社会树立正义的航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税法的公平价值刍议

中国传统税法学研究强调税收之“权力性、强制性与无偿性” ,因而认为税法应以效率为价值追求 ,然而 ,从依法治国之宪法意旨和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来看 ,税法应以公平为价值追求。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现为 :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立足于实现行政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社会的外在形态即行政法秩序,其基础性本质内容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法律性实体性本质内容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法律价值性本质内容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行政法治社会是渐次实现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行政法运行所展现的“控权”与“平衡”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     

伦理学维度上“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研究

在伦理学的维度上,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理解为德性的完善、幸福的获得及公正的实现。道德哲学中的德性表征着人性发展的状况,道德人格的完满自足同时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人的需要的丰富和发展、可能生活的展开、潜能的发挥及价值的实现可以作为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三个重要联结点;公正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在直接现实的层面上,公正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而在根本的层面上,公正的终极关怀仍然是人的发展和人性的完善。在伦理学的维度上阐释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深入贯彻＂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建设理念,从而能够深化和拓展公民道德建设。     

论实体正义的困境

文章试图从司法裁判过程的不同阶段,说明在证明案件事实、明确规范事实、得出个案法律结论的活动中,实体正义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得出实现实体正义的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并指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一般关系和强化程序正义的必要性。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生物多样性立法的体系化

现有生物多样性立法虽已形成来源多元、规模庞大的规范群,却面临共性不足、特性不彰的体系化困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蕴含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价值,因而在国内法之维存在适用的合理性,也能够为生物多样性立法的体系化提供有益理论滋养。在本体论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价值在于实质正义,可被解构为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同一性正义与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差异性正义。至于方法论价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向的是在提炼共性与承认特性的基础上实现类型化。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引下,生物多样性立法体系是以实质正义为核心的内在体系与以类型化为思路的外在体系的合一构造。其中,为建构统而有别的生物多样性立法外在体系,宜制定一部统领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并依据领域与地域的特性进行差异化立法。     

Young Adult Outcomes of Juvenile Court–Involved Girls

ABSTRACT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girls involved in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has resulted in increased academic and public attention. Thus far, this attention has focused on entry into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rather than longer-term consequences. This research helps fill this gap by examining a sample of 700 maltreated and/or impoverished juvenile court–involved females. Competing risks models were used to control for time from juvenile-court entry to adult outcome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volvement, use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or substance use services, and income maintenance u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distinct predi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 outcomes, although learning disability and adolescent parenthood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both mental health/substance use services and income maintenance.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for juvenile court–involved girls are suggested.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investigate intrapsychic and behavioral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females' young adult outcomes.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和谐社会构建

把效率与公平关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重要的主题放在一起加以分析,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的相关联系,是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借助历史分析的方法,发现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演进与和谐社会的变迁有着历史性的契合,由此得到的结论是,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是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社会,而通过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一条路径。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search on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Values of Forensic Testimon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Norms

就法律规范层面而言,鉴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属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证据的收集方式,一是权力的行使方式。鉴定的这两种法律属性的价值追求是不同的,作为证据收集方式的价值追求是“公正”,而作为权力行使方式的价值追求是“效率”。从涉及刑事诉讼鉴定不同阶段的法律规范分析来看,鉴定正逐步从权力行使属性为主导向证据收集属性为主导过渡,但要真正实现其证据收集这一本质属性的回归,其前提是《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的变化,即从“效率”到“公正”的转变。     

确立"程序本位"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程序本位理念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坚持以诉讼过程 ,而不是以诉讼结果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的理念。这个理念依据于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过程本身对结果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之所以要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树立程序本位的理念 ,是因为程序法治是现代法治的核心 ,程序本位连接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且有针砭时弊之效。当前坚持程序本位理念不仅具有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引进和传播程序过程、程序正义观念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强调现代程序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必然联系、推进当前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意义     

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

一般人们往往以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尺度武断地将儒家义利观认定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其实传统儒家义利观是不断“与时进焉” ,不断演进和丰富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儒家义利观体系 ,即 :本体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在道德本质上 ,它坚持了道义主体论倾向 ,逻辑表述为 :义为利之本 ,义重利轻 ,义以建利 ,义利统一。就价值而言 ,个体人在现实中所面对纷争进行正确选择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是基础性应用价值 ;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于政治伦理意义上 ,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传统儒家义利观 ,经过不断演进 ,通过有效解决现实世界利益冲突形成道德观念体系和操作原则 ,成为中国主流义利观 ,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Objectivism and Bias on the Stud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author responds to reviews of his book, Planting Hatred, Sowing Pain: The Psycholog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Reviewers argue that you cannot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y of this conflict from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without taking issues such a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cial justice in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detachmen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since we need to move beyond an orientation to the past that amounts to a culpability paradigm, and into an orientation to the future and a resolution paradigm. Only after you achieve peace and build mutual trust, could the parties be ready to do soul searching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past a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