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议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

讨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前提是确认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流行说将中国前近代认定为"封建社会",此说不符"封建"的古义("封土建国"),也不符"封建"(feudalism)的西义(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并且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观相悖反.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的表述应为"宗法专制杜会".中国杜会的近代转型所立足的历史前提为此,而不同于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

社会形态可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为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阶段,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政治形态来影响以至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据此,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发展阶段。     

价值预设与历史决定论的困境——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逐渐从人们的学术视野中淡出,许多学者刻意回避甚至否定这一问题。回避或否定并不等于超越,只要隐含在古史分期问题背后那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些问题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揭示,就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对这一问题的超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信念-观念结构,在这种信念-观念结构中,历史可以证明、决定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同样,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可以回溯、还原历史,历史与未来、历史与价值完全是同一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过是这一信念-观念结构的表达形式。正是这样一种信念-观念结构及其表达形式,长期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深圳的历史飞跃

本文认为 ,深圳特区20多年来所实现的历史飞跃 ,是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 ,它真正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的过渡 ,初步成功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 ,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思考探讨的空间。本文立足深圳实践对“生产力是否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形态的第一要素”等两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阐述了笔者的见解。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试论中国避讳学史的历史分期

避讳学是一门研究避讳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的边缘学科,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成就巨大是我国避讳学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伴随一部避讳史,也有一部中国避讳学史。中国避讳学史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避讳史料学时期——先秦至明代,二是避讳学的萌芽期——清代,三是避讳学的形成期——近代,四是避讳学的发展期——现代。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合化及其社会后果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层不分化、分化、合化、分化的交替进程,影响阶层分化、合化的三个自变量分别是资源特性、组织权力与公共权力。资源特性、组织权力在自发运作的市场中导致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具有必然性,公共权力则具有选择性。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强力资源拥有阶层兼组织权力阶层结盟时,阶层分化加剧,社会有发展但是不稳定;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弱力资源拥有阶层结盟时,阶层合化出现,社会稳定但是不发展。要使社会既稳定又发展,阶层之间应该既分化又公正,公共权力阶层应该是不自由的,受制约于各个阶层并代表各个阶层。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周期率问题管窥——基于唯物史观的角度

本文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周期率的发生特点、发生形式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了这一周期率发生的本质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些有助于社会主义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启示。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古史分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始终未形成定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现代思潮开始影响西方史学研究,并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至90年代逐渐为学界所瞩目。中国社会史学界在自己的学术演进脉络中,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向与"新社会史"的出现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各自取得了重要成就,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处在分化与整合之际,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使中国社会史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契机。     

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形态理论的挑战

现代科技革命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挑战。西方科技决定论者关于技术社会形态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的实质是“趋同论”,是对经济社会形态的否定。我们应在吸收技术社会形态理论的合理因素的同时,坚持唯物史观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社会发展理论作为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对中共党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规范着党史研究的构架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中共党史学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框架下,深入阐释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阶段、本质和趋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新时期党史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要求以辩证、整体的观点进行理解和把握,反对把它归结或导向为“经济决定论”“单一模式论”甚至“理论假说”,代之以其他理论标准解释党的历史发展;要求深入分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挑战,警惕西方社会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性质和方向的歪曲、异化.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社会哲学视角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哲学存在着原则区别,但两者之间在思想与学术上却有着密切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转化为社会哲学的资源,成为经典社会哲学最重要的部分,并对现代社会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哲学也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下,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引入社会哲学视角,是再现、丰富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的应有视域。     

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挑战及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剧烈分化。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严重挑战。迎接挑战必须加强党的利益整合、政治整合和意识形态整合,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出路

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传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国计"方面,对"民生"问题注意不够;而如果将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用"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进行选题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还能够提供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