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于三”的思维定势与司马迁思想的结构特征

“成于三”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一个洞察历史的新视点。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视点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注意。笔者认为,这一视点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突破了中国古代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倡导一种和合式的思维定势;作为一种哲学,它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哲学,不但瓦解了自足型、封闭型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语言霸权主义,导引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衍化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或生存哲学,体现了司马迁构建理想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吁求。它不但成就了司马迁特殊的人格,成为司马迁特殊人格的象征;也成就了司马迁的思想,成为司马迁创新思想的标志。其主要特点是,生成性、超越性、稳定性和平衡性。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或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或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由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所以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太史公曰”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而对“太史公曰”却缺乏应有的注意。即使有些史家涉猎了“太史公曰”,也都是在篇章结构或表现手法上下功夫,并不理解“太史公曰”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不能认识“太史公曰”的价值,甚至还发出种种的不满和斥责。至今,在《史记》的研究中,对“太史公曰”也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太史公曰”做一番考察。     

论大事记的由来、作用和标准

一、大事记的由来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大事的一种方法,是我国古老史书的一种传统形式。地方志的大事记,是从史书中脱胎而来的,它本属史体,而为志体所吸收,融合到志体中,成为志书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史书,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都是编年纪事,按照年、月、日记载历史。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创立了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记载历史。但其中的“本     

论《史记》的叙事风格

<史记>的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从组织形式、具体内容到主要方法,<史记>叙事凸显着立体叙事的特点;二、<史记>叙事中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整合的精神,体现了宏大叙事的特点;三、<史记>的叙事视角是集合了中立性全知、选择性全知以及戏剧性外视角的某些特性而又富有中国历史叙事特色的一种视角类型;四、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历史中存在的对立思想、对立人物、对立情节,将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叙事中的反讽意味;五、<史记>人物传记中存在"声音"的复调、"文体"的复调.     

从“同一”到“差异”:柯林武德与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型

20世纪上半叶,柯林武德作为认识论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批判实证主义史学的"如实直书"理想。他反对实证主义史学按照自然科学思维模式理解历史学,认为历史学不需要借助自然科学来确保自身的独立性。在历史知识性质问题上,柯林武德摒弃"同一"论,坚持"差异"论,认为历史学家作为能动的认识主体在研究过程中普遍运用前提假设。因而,历史认识客观性未必排斥价值判断,主体与客体并非彼此孤立。批判的历史哲学基石由此奠立。在历史解释模式问题上,卡尔·亨佩尔提出覆盖率模型作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共有的解释模式。威廉·德雷在继承柯林武德理论基础上提出"行动合理解释",论证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解释模式的差异。这也彰显了柯林武德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影响。批判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这种学术嬗变与争鸣中也"同"、"异"共存。     

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     

为平民阶层出身的人物立传——《史记》列传历史编纂成就析论之二

司马迁著史难能可贵之处,是其观察历史、再现历史有突出的平民视角,在许多篇章中反映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赞扬平民出身的人物的作为,从多方面记载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他写鲁仲连"义不帝秦",令秦将却军五十里;记述樊哙、郦商等出身贫贱的人物,为汉朝立国建树了功业;创设了记载医者、游侠、滑稽、日者等下层人物的合传、类传;又破除视工商为末业的社会偏见,专门为工商业者立传,以大力表彰"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司马迁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卓异的历史编纂思想,使《史记》成为真正记载社会各阶层人物活动的一代"全史",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箱笼”:《金瓶梅》女性书写的“功能性物象”

"箱笼"是明清小说中的常见器具。其出现,一般缘于叙事话语"再现"生活真实的需要。由于与女性相关的文化符码(如服饰、陪嫁、内闱等)大多涉及"箱笼",故其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情节场面中出镜尤为频繁。在《金瓶梅》一书中,"箱笼"不仅是"再现"古代女子生活常态的普通物象,也不止作为满足叙事现场真实感的道具存在,而是同人物的生命轨迹紧密关联,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有机结合,在观照女性命运、构造情节场面、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金瓶梅》女性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性物象"。     

从秦穆公的悲剧到秦国的悲剧——以《秦本纪》载《黄鸟》叙事的矛盾为中心

《秦本纪》在记述秦穆公之亡时对《左传》中《黄鸟》相关叙事文本的载录,一方面展示了秦穆公的"杀贤"之行,使其与前文近乎完美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另一方面其中"秦不能复东征"的预言也与后文秦国最终"东征"成功的历史事实不符.这两重文本的矛盾并非是司马迁在叙事中的困境与失误,而是寄寓着太史公深刻的"过秦"思想,是其历史逻辑、著史考量与宏阔历史视野的综合展现.秦穆公贤明厚德,死后却留下"以人为殉"的污名,一生尽力伐晋,却屡屡受挫.司马迁以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身,暗示了秦文化的残暴与落后造就了秦穆公的悲剧,也为秦国最终二世而亡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试论《三国演义》结构的点线面

《三国演义》直接模仿借鉴了史书的编纂体例,将通鉴式的编年体叙事结构与人物列传体的叙事结构相结合,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以时间的自然延续和空间的不停转换来编织纵横于时空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力求全面反映一个时期的总体面貌。同时又以人物的重要经历为结构线索,以主要人物参与的重大事件构成结构的主要环节,刻画出了人物的生动形象。     

艺术的终结 ——阿瑟·丹托的诊断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阿瑟·丹托从艺术哲学的角度讨论了哲学与艺术、叙事与艺术史、意识形态与艺术界的关系.他认为,西方艺术史就是哲学剥夺艺术权力的历史.伴随艺术自我意识的到来,那种不断进步的、以叙事结构的艺术史终结了.而在某种意义上,"艺术的终结"恰恰表明了艺术的解放."后历史"的艺术为艺术转向人性的目的提供了可能,但这种艺术终结的叙事,是否又是一次乌托邦的精神想象.     

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在史书中设置了专传、合传、类传等传记形式,用以反映历史人物的这一多样性特点,并从不同侧面认识到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而阐述了评论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京都学派的遗产——世界史的立场与近代的超克

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在与西方社会的复杂交往中,不断积累着对西方的两种感情:一种是想要成为西方的欲望,一种是对西洋进行反抗的情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双重情感最终是在西方化框架内产生的,是西方近代世界史普遍主义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普遍性中,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他们构建了一种"精神即文化"的世界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理念作为一种精神的否定性概念,与西方的物质性历史终结概念相对立.而且,精神的否定性因素具有摆脱以普遍性为目的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某种气质,是一种构建以特殊性为目的的东洋历史哲学的努力.     

钱锺书关于史传文学理论问题的若干阐释

《左传》记言有诗心 ,文心之证即史蕴诗心 ,与后世小说家言虽不同而可相通 ;至《史记》 ,司马迁载笔取材 ,汰虚课实 ,并将人的本性与历史发展相结合 ,突破《左传》劝善惩恶的道德层面 ,把史书提高到历史现象规律性认识即历史哲学层面 ,因而中国史学实肇端于司马迁     

从张学良口述看“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特别是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口述的历史,更让人重视、更引人关注,更是了解历史、解读历史的一扇窗口。张学良就是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在"张学良口述"中对于"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都有述及,而如何认识这些内容,学术界认识不一。     

“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与意义

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孙利天教授的新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既不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表达方式来改造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体系的表述,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的内容"装进"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在回应时代性的人类问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塑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以这种"独特声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而且需要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回应世界性的哲学思潮,特别是回应以反思"哲学"和"现代性"为实质内容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情感哲学视野中的“恻隐之心”——兼论孟子情论的全球性价值

当今欧美的"情感哲学"研究方兴未艾,从这种最新哲学视角出发来反观中国儒家哲学,特别是孟子的"四端"思想,可以获得"比较哲学"方面的诸多新启示。本文从五种情感的角度来阐发孟子哲学的"情理结构":一、"情感理性"的角度:究竟是"端",还是"心"?二、"动物情感"的角度:"四端之端"到底在哪里?三、"道德情感"的角度:"四端"顺序与"四心"程序。四、"积极情感"的角度:由"性善"推出的"情善"。五、"人类情感"的角度:孟子情论的全球价值何在?由此可见,孟子的关于"情"的思想,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中国的智慧并不是地域性的智慧,而是可以跻身为世界性的智慧。从孟子"情论"出发的这种"情理结构"应是执两用中的:从现实出发上,那是"道始于情",从生存境界上,乃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才是中国儒家得以全球化的"普世智慧"!     

马克思论“消灭哲学”及其批判进路

马克思在早期思想发展中不断亮出"消灭哲学"的利剑。从历史语境来看马克思首次提出的"消灭哲学"具有五层意蕴,其实质上意指人们只有用现实的物质力量(而非纯粹的理论批判)来变革现实的社会制度,才能扬弃源自这种现实制度的哲学。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中前后两个阶段的"消灭哲学"是在唯物史观批判和超越旧世界观中不断深化和提升的哲学批判,唯物史观的形成成为马克思推进"消灭哲学"的逻辑主线。在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从意识形态维度、物质经济维度、历史主体维度、革命实践维度来推进"消灭哲学"。     

从“延异”说德里达的读法

德里达是西方哲学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人物之一，这不只是就他的思想而言，也是因为其独特的写作形式。独特的思想、独特的写作形式又导致了读者阅读方式的革命，因此，说德里达，就必然要说德里达的读法。一、德里达的读法：书写与阅读罗蒂曾经认为，理解德里达可以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假设哲学是一种书写，那么为什么这种假设遇到了如此的抵抗？”①书写（writing）在德里达那里有着最重要的地位，除了因为德里达在对言语与书写的比较中认为书写更能反映语言的特性之外，还因为写作也是德里达哲学的实践方式。一般来说，任何话语（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