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僧孺的悲美诗风

王僧孺是梁朝宫体诗人,他生活在梁朝盛世,但他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悲伤的情调,这跟他的身世有关。王氏家族在西晋时经王朗与王肃的努力而跻身一流士族之列,但到王僧孺时却沦落成寒门家族,这是他的诗作有悲伤情调的重要原因。王僧孺在创作中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这种效果,一是炼字,二是选取黄昏、日暮、月亮、夜晚等带有忧伤情调的意象来抒情写志。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苏颂的生平及其主要贡献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北宋泉州同安(今属厦门市)人。同安苏氏是一个著名家族。其一世祖苏益,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冬,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军攻打河南申州(今信阳)、光州(今潢川)之前,随王潮诸族迁入福建晋江,为王氏领军使。二世祖苏光诲为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为同安     

明末清初曲家王鑨生平事迹考

王鑨是明末清初有重要影响的河南籍文人,生于公元1606年,卒于1670至1671年间。他40岁前居家郁郁不得志,顺治元年降清后平步青云,昆山、北京、山东均有其任职经历。孟津王氏家族堪称明清鼎革之际河南的名门望族,王鑨长兄王铎是明清重臣。以王铎、王鑨为首的"孟津诗派",与商丘侯方域、宋荦的"雪苑社",是明末清初河南文学的双峰。     

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

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苏州东山王氏家族顺应时势,涌现了王谢长达、王季烈、王季同等一批领先于时代潮流的开明士绅,他们或倡导女权,或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王氏家族作为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长期浸淫于深厚的儒学文化之中,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其政治理想与社会伦理观念始终植根于传统之中.在面对中西文化冲撞融汇时,他们这种"中体西用"观在江南士绅家族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     

元初文臣胡祗遹祖籍家世考

胡祗遹,磁州武安人,元初著名能臣、文士,祖籍威州。祖父胡景崧,伯父胡德珪,俱进士第。父胡琏,妻王氏,有四子、二女。四子分别为胡持、胡蕴、胡扬、胡宏。孙辈不详。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关于琅邪王氏史实的几个问题——兼与卜宪群先生商榷

<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琊王氏为中心>一文有几处史实错误,对一些史料在理解上,也有失当之处,故其中个别的结论也有待于商榷.但该文对琅琊王氏家族的分化及衰落的基本结论还是精辟和正确的.     

王维家世、家风与家学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维家世属“太原王氏”之“河东王氏”房一般为学界所公认,但结合相关罕见碑志,可证王维家族“河东王氏”与“太原王氏”非为同一世系.通过对北朝“太原王氏”冒族现象分析深入探讨王维家族背景,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结合传记史料,揭示王维家风家学,借此说明王维艺术素养形成的传统士族教育背景.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蜀党的立党及成员

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