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生成总论

文学价值是文学有用性及重要性的体现。文学价值如何生成是文学理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文学价值的生成 ,首先植根于文学创作过程和接受过程的辩证关系之中 ,并体现出生活价值与文学审美方式的高度融合 ;其次 ,文学价值按自身的结构规律即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方式构成 ,然后体现出认知、教育、娱乐属性并在整体上形成审美功能 ;第二 ,文学价值按“自律”与“他律”方式运动并不断发生矛盾斗争与综合融会 ,从而创造出又一种新的价值 ,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在现实状态上 ,文学价值体现出“人间情怀”和“精神追寻”两个基本取向     

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

城市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质上 ,即城市的生活方式上 ,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多样性、丰富性为文学提供了天然的舞台 ;在量上 ,即城市的发展上 ,城市化进程直接制约了城市文学的发展状况。     

延安文学人民性的理论阐释——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研究为代表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作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延安文学的人民性是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争鸣中逐步确立的。从表面上看,赵树理的作品反映的是解放区大众的生活,体现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但实质上,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理论阐释,文学的人民性特征逐渐获得美学价值、形式创造、经典互文等多元意义,从而为文学的人民性赋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这种理论阐释不仅将延安文学确认为一种新文学,而且使其成为一种可以为中国社会变革代言的新经典。     

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

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吴江的叶、沈两家是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两大世家曾经三代联姻.这种文学世家间的联姻对文学产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联姻构成彼此间在文化上的门当户对,这使得成长于文学世家中的女性,在出嫁后仍然有可能生活在文学(文化)氛围较浓的环境中,从而有继续进行文学活动的可能;二是这种联姻可以带来一种家族间的文化优势组合.这种优势组合造就出一些杰出的女性作家;三是这种联姻在密切家族间关系的同时,也促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活动,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深入生活”的深层蕴含及审美效应

作家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体现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重要方面,是文学科研基本的、永恒的命题。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最深刻根源,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社会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与土壤,脱离社会生活就无从谈起文学创作。所以,深入社会生活,熟悉社会生活,这是作家进行创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条件。     

论杨牧诗歌表现的内蕴真实

艺术真实是文学实现审美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学的生命,内蕴的真实是艺术真实的主要特征之一,而揭示生活的内蕴以体现"历史理性",则是艺术真实创造的核心要求.杨牧是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诗人,其作品通过对真相事理、历史文化和哲学意味的揭示和表现,体现了生活内蕴的真实,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命魅力,超越了时代,成为了一座诗的丰碑!     

从文学的功能看文学的源起

文学从无到有的过程漫长而复杂,那么究竟谁是文学发生的始作俑者？我们认为可以从文学本身的一般规律着眼去探讨这一问题。初民朴陋的文学自是不可与后世成熟文学相提并论,但在“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方面二者却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事物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根据,文学也不例外,一定的时代一旦提出了文学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时代中产生的文学必然会具有满足这一时代要求的功能。因而从“文学的社会功能”层面来探讨文学起源问题就很有必要。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文学价值的体现,文学作品一经产生便作用于社会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文学始终带有…     

文学的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

作家选择了文学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审美或艺术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     

新世纪带给文学的一份厚礼——关于网络文学的革命性和后现代性及其他

网络文学是新世纪文学中最具新意的文学因素。网络文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在审美形态上、语言思维上形成了一套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系统,从本质上说体现为后现代性。网络文学采取功能提纯的方式重新分配文学的功能承担,从而具有小说的娱乐化、诗歌的率性化、散文的载道化的特点。网络文学在新世纪对传统文学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     

敦煌文学的价值及概念再议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以其所包涵的经典文学、宗教文学、中原文学、教育文学、底层文学、应用文学、乡土文学七个层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畛域,从而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社会在进入到一定文明阶段后,社会文学活动理应具备的、然而又因资料的乏匮,难以在历史生活的描述中得到实证的发生、发展的必然轨迹.因此,其体现的文学史料价值,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仅对于了解一定社会背景下一个社会聚落文学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文学活动的某些历史规律,更有着无以替代的文化标本价值.正是基于这一论点,文章对以这批文学文献发现地命名的文学畛域的概念内涵,亦作了新的界定,认为所谓"敦煌文学",理应包括敦煌遗书中所有的文学作品.     

独具西域地方特色的伊斯兰教苏非派 --穆罕默德·谢里甫及其乌瓦伊西耶教团

穆罕默德·谢里甫是我国天山南路叶尔羌汗朝时期伊斯兰教苏非派著名人物.文章通过对其生平及所创乌瓦伊西耶教团的研究,论述了苏非主义在西域传播发展中形成的地方特色,说明了穆罕默德*谢里甫及其教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历史作用和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     

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

发现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以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为代表的商代考古遗存表明当时的蜀境包括陕南汉中地区。蜀文化不仅达到了大巴山以北,甚至也延伸至秦岭北麓周边一带。陕南城固与秦岭北麓周边一带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佐证了史籍所载的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褒斜道的重要作用。随武王伐纣的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     

论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

重点关注了《王白的长城》、《湖光山色》等几部“长城反思小说”与“长城乡土小说”,通过叙事形态变化和社会价值变化两个层面,论述了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变化.在叙事形态上近年来有关长城的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引人关注;而在社会价值方面长城小说呼唤“生态意识”、“家园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古长城开发与保护的深思.     

朝鲜义勇军的活动与中国朝鲜族历史的联系

朝鲜义勇军的前身是朝鲜义勇队,基本队员是东北朝鲜族青年,其主力转移到太行山后,改组为朝鲜义勇军,配合八路军抗战。根据形势发展,在延安组建了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优秀的朝鲜族革命干部承担主要的领导和培养工作。日本投降后,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一部去朝鲜,剩下的被编成三个支队,在朝鲜族聚居区进行活动,促进了朝鲜族社会历史的发展。     

先秦两汉散文人物形貌描写的地理依据

先秦两汉散文对于人的形貌描写,贯穿着巫术与理性精神的矛盾并存、壮观秀丽之美和怪异荒诞之美的错杂。对于人的形貌差异,作者往往从所处地形、地貌方面寻找原因,并将人的形貌与所处空间方位对应起来,出现了类型化倾向,致使某个固定地域的人在形貌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奇形怪状之人,《庄子》、《列女传》中的丑人,都是从地缘角度进行想象和虚构的产物,与历史事实不具有同一性。     

新疆阿布达里人渊源考

本文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记载和阿布达里人自己的传说对天山南部的阿布达里聚落进行了分析考证,指出阿布达里人的祖先是10世纪末11世纪初从中亚及西亚来的伊斯兰志愿者。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墓实属太昊之墓。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民风民俗的论证,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与《史书》记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吻合。     

蒙古族和满族天女型族源神话比较——以蒙古族《天女之惠》和满族《长白仙女》为例

从母题和主题相似性、仙女山湖受孕、诞育男孩、鸟的帮助指引等方面对蒙古族《天女之惠》和满族《长白仙女》族源神话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族源神话与先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习俗、心理、思维方式,以及民族交流融合息息相关,是神祗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果,表现了蒙古族和满族先人们对宇宙、人类起源神圣的记忆、认识和理解.     

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促进作用——以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为例

大别山红色文化饱含实事求是作风及为人民服务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有助于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阐释其地域特色,有助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物质基础。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应加强史料建设、加强根据地党史及日常生活史研究。     

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

传统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然而在西汉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先秦记载中,炎帝族的活动却集中于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行、太岳之间,至今遍布着与炎帝有关的传说和习俗。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察,此地亦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而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亦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因而先秦文献及今民间关于炎帝在晋东南活动的记载与传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业是文明之母,因此晋东南炎帝的传说与祭拜,对于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