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表征之一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反观这一极具文化症候的现象,则不难发现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古今中西"问题的重现,它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意识 个性化的理论探索品格：－简评《中国背景方法》

"中国背景方法"的提出,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提供了别样化的视角;为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文化历程的内质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思路;为冲破"体用之争"、"中西之争"的迷雾,创建中国自己的当代学术体系的理论范型做了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尝试.     

从"格致"到"科学":晚清学术体系的过渡与别择(1895-1905年)

19世纪中后期,"格致"一词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国人逐渐放弃对于"格致学"单纯的技艺追求.严复在"西学格致"的意义上阐发英国实证主义的科学体系,部分趋东学人借用"科学"一词输入日本学术.二者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重合,以致严复借用"科学"替代"西学格致".但是."格致"与"科学"并非一一对应的概念,中国学术从"格致"到"科学"语言表述的转换不过是学术转型的外在体现,转变的动因则在于具体语境下的现实需要,以及学术路径的不同选择.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是在与西方文论互动中进行前沿思想对话的。在全球化语境中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明显的 ,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论界不能提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思想。从生态美学上看 ,这种对西方文论播撒脉络的考察 ,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正是在这种对话中 ,中国当代文论的真实状态和前沿问题呈现出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清理当代中国文论的前沿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 ;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空间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精神自觉 ;西方文论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 ;在后现代多元化和边缘性中坚持“文化互动” ;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 ;传媒文化与中国思想传播 ;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     

"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

1995年,有感于中国文论的严重西化倾向,学术界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一个折射着百余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论题,人们有理由期待着取得较大的学术实绩.但遗憾的是,持续了三年多的争鸣很快降温,具有实质性理论突破的学术成果似乎并不多见.     

中国美学三十年:问题与反思

从1978年开始的"美学复兴"到而今的"再次复兴",中国美学"基础研究"的成就首先体现在从西方美学史到中国美学史的专业研究方面。在这三十年间,美学界出现的重要学术热点渐次为:"共同美"论争、解读"手稿热"、"主体性"问题及其大讨论、对"实践美学"的广泛认同、"实践与后实践"之争、"审美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判、"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新思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艺术终结"难题。亟待反思的遗留问题主要是:首先,美学原理的建构如何走出"实践—后实践模式";其次,西方美学史研究如何补上"分析美学史"的缺失;再次,中国美学史研究如何寻求到新的写作范式;最后,美学如何直面"生活和艺术"的问题并加以解答。     

“大师”的衰落:今日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寻找穿透“屏蔽社会”的“思想望远镜”

伴随“中国模式”在世界舞台中的崛起,“双面中国”的形象也愈发在国人心中震荡: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令国人走出百年匮乏,作为人权内在前设结构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以切实保障,国家形象建构与民族软势力输出成为几代国人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饱受百年欺凌的古老中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自强,历经中西体用之争而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进而彻底引进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志的西方学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事实上从未逃离西方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轨道,由西方现代性梦想所形塑的青春中国,客观上注定今日中国学术亦步亦趋于西方主流而难有真正的思想原创,由此,遭受百年欺凌从而被迫打开国门进而全面学习异邦的历史事实会碎片状地浸染到今日国人深埋的民族自卑情感中,在学术精神图式中不免陷入深层矛盾,既呼唤今日中国出现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师,进而以平等身资对话于把持世界话语与学术规范的西方,同时又不免无意识的以西方标准的中国化为依据而独断.今日中国大师之追问,事实上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问题所指而衍变为一种隐蔽的新中西之争,当然这个新争论内在地包纳了中国社会三十年中客观生长的诸多深层危机与弊病.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比较视阈下的启蒙

正编者按:与启蒙精神的对话,至今仍是思想界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特别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站在古今中西的双重难题之间,既要探索启蒙本身历久弥新的价值,又要尝试回答这种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何在。为了切实推进学界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邀请两国学者围绕"比较视阈下的启蒙"进行了讨论。本专题精选了其中富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崇高地位的确定是冯契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在冯契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因对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和对近代哲学史上认识论方面的"心物(知行)"之辨作了历史总结,从而对近代对中国哲学革命作了历史总结。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界革命"新名词"的运用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所做的一种词汇选择;虽然它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新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密切了诗歌与近代中国思想现实的联系.     

中西文论的普遍与特殊之辩

当前文学理论的中西之争,均着眼于中西文论的特殊性局限,却忽略二者所表现出的交互适用性。中西文论虽在知识结构与价值系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却并不具有根本的对立冲突。文学理论的中西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主观焦虑引起的、论争目标发生偏移的误读性论战。因此,我们应采取多元分层的"对话主义"立场,摒弃文学理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偏执,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寻求特殊性的保全方案,使各方文论资源在多层视域有机结合,且保持彼此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构建可以与异域的"他者"、历史的"自我"进行对话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之争绕不开如何理解"审美".正是这一点,实实在在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论争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经过"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既有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理论学科已无法再保持其固有的格局,话语转型与学科重构已无可避免.学术研究与文化现象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如何同步?学科设置与学术研究究竟孰轻孰重?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由于文学"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而再次得到人们广泛思考.     

“国进民退”的本质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

从历史的维度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作为问题的表象,两者背后均隐含着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2008年以来,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国进民退"问题再次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既要明确其本质,更要研究其可能引致的风险.否则,就会影响未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和建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仿真叙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一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关键词在中国的话语个案

在中国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中,受鲍德里亚超美学关键词"仿真"术语影响而产生的"仿真叙事"概念影响甚广.与"仿真"在西方语境中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功能不同,汉语批评语境中"仿真叙事"术语的基本目标与功能在于"去现实主义化",即解构"现实"、"本质"和"真实"等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基本观念.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话语个案,"仿真叙事"这个术语呈现了中国当代语境与西方后现代文论在文化交往和诗学对话过程中流传、模仿、挪用与重构等复杂的话语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格致学"即"格物穷理之学"。19世纪中后期,"格致学"在内外交困的中国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此一时期,"格致学"的意义复杂多歧,其语义因时、因地、因人都有不同表达,在西学的引进者与中国的解读者之间亦存在差距。这种解读的"落差"与知识来源地的学术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知识新的落脚点的接受环境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