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哲学界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告终。论战的结果,是给“一分为二”加戴了几顶桂冠,如:只有“一分为二”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包含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等等,而视“合二而一”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一分为二”用不着“合二而一”来补充

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同志借用我国古代哲学家的语言,将“对立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完整、准确同时又十分生动、十分通俗地表述为“一分为二”,并对此作了多方面的深刻阐发。这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不认为是一     

哲学系教师举行“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問題討論会

最近,哲学系的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和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分別举行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問題的討論会。出席討論会的除本教研室的教师外,还有其他教研室的教师、外校的进修教师和哲学系的一些研究生。討論会充分貫彻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会上发言踊跃,暢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的討論会上,发言的絕大部分同志都认为“一分为二”是科学地、准确地、鮮明地、通俗地表达了对立統一規律的,但是在这些同志中对“一分为二”的理解也并不完全     

“一分为二”或“合二而一”不能概括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客

读了《从氢和氧化合成水看“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见<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9日第四版)一文,很有感触。该文作者以化学反应中极常见的一例——氢与氧化合成水——对“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这两个长期被认为是对立的、不能并存的观点作了论证。作者试图以此例说明不论是“一分为二”或是“合二而一”都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而,肯定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科学性,不应厚此薄彼,更不应把“合二而一”视为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观点。但是所举的化学反应中的“一分为二”或“合二而一”的例子,是否能包罗事物的万象呢?笔者不敢苟同。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内又分裂为既相互依赖、又相互     

哲学教师与理科教师座談自然現象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問題

十月十六日,本校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与哲学系联合邀請了理科各釆部分教师座談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論战問題。发言的同志应用了許多自然科学材料論証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过程是“一分为二”的,是在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斗爭与相互轉化中运动和发展着的。大家一致认为“合二而一”論违反自然科学的事实,歪曲了自然界辯証发展过程。物理系教授王子輔从物理运动方面列举了很多事实駁斥“合二而一”論。例如,他指出电磁场是振盪着的电場与磁場相互作用、相互斗爭的統一体,电場与磁場的方向相互垂直,电场的变化引起磁場的变化,而磁場的变化也引起电場的变化,在变化中充滿矛盾与斗爭,不断地引起相互轉化。假使只把一个电場与一     

对“合二而一”諭两点看法的再辨析

一九六四年五月,哲学界开始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广泛论争。这场论争,是就如何理解和表达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问题进行的,这对于促进哲学科学的百家争鸣,推动哲学学术的深广研究,是极其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为时不久,学术争论之温煦春风就倏然转向,探索真理之晴和气候骤尔变阴。在那个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再反思

自清中叶开始,中国社会和文化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多种文化互相激荡,新的文化逐渐生成。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作为特有的文化历史现象,昭示着中国历史巨变所蕴涵的现代意义,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论争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前提下讨论东方文化能否继续存在。当然,这样的一场争论,其政治意义超过了文化意义,所谓的文化中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分为二”浅谈

“一分为二”究竟是对立统一的完整表述,还是只是讲矛盾的可分性?这只要从哲学史和经典作家关于这方面几次引用的原意中便可以看清楚。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至少有三人用过“一分为二”一词。宋朝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说过:“一每生二”“一生两次”;比朱熹更早一些的邵雍也提出过这种思想,他说:万物“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等。此后,明朝张介宾在《类经》中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邵、朱、张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用之“一分为二”表述可分性的。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理论甲先后四次沿用过“一分为二”一词,并赋予新的内容。第一次,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再评价

辛亥革命前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同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就当时有关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过一场论战。论战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导,对于扫除当时改良思想的影响,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同时,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     

党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一分为二”,不是“合二而一”

正当我党为了适应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大力宣传“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杨献珍同志提出“合二而一”的谬论与党相对抗。他认为“合二而一”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是党和国家制订方针、政策和路线的理论依据,只有根据“合二而一”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的实践,才能达到改造客观世界、处理工作、解决问题的预期目的,使精神变物质。”并举例说:“我们提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在基层干部中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找出他们的共同点,要研究     

廈門大学哲学教研組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的座談記要

厦门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在八月八日和九月四日就目前哲学上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开了两次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同志都反对杨献珍等同志以“合二而一”来顶替唯物辩证法,也坚决不同意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采取调和主义的一些说法。同志们认识到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表示要积极     

化学运动不是“合二而一”的

从社会上出现阶级起,哲学上就出现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唯心论的哲学家,总要以他们的错误观点,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曲解自然现象的本来面貌。唯心论的哲学家(包括带唯心论观点的化学家)从不放过用化学的例子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辩护。因此,化学的发展史,也是一场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论,是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合二而一”论代表着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为现代修正主义服务的。“合二而一”     

再论“问题与主义”论战双方的深层思想基础

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二十世纪初一场著名的论战,胡适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其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而李大钊的观念则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所秉承的两种＂实用＂观念的冲突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论争的一个缩影。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论“一分为二涵三”

近年来,用＂三分法＂分析事物矛盾的诸多立论深化了辩证思维方法的内涵。究其根源,对立统一规律深藏着辩证法范畴＂三＂的丰富内容。它是辩证思维方式的精华所在。老子的＂二生三＂、黑格尔的＂第三者＂以及恩格斯的＂中介＂等一系列论点,启示着我们解读辩证法范畴＂三＂的属性和功能。     

“合二而一”论是货真价实的形而上学宇宙观

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许多同志已经作了正确的批评,指出它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但是,也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些批评,反而极力为“合二而一”论作辩护,企图认证“合二而一”不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不是矛盾调和论,而是什么“对立统一规律的特征之一”;并且说对“合二而一”也可以“作辩证法的理解”,而在这种理解下,“合二而一”就可以和“一分为二”一起,“共同构成对立统一规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在辩证法词句的掩盖下,把     

谈“一分为二”的二重含义

目前,在哲学界深批四人帮所谓“斗争哲学”时,有人又向前走了一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命题,只讲斗争,不讲统一。是对立统一规律非完整表述,需要补充。对此,我们谈些不同意见。一、全面理解“一分为二”所谓全面,就是抓住命题的内在联系,它表现为命题的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作为事物的“一分为二”,是指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江伟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参加这次论战的主要人物有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以其论著所代表的观点，可以把这次论战分为三派：一派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主张用玄学来解决...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气候的形成

历史已经判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场由全国亿万群众参与其中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发动起来的?除了理论的错误和体制的缺陷等原因之外,不能不说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准备,还是群众思想的动员,也无论是运动对象的锁定,还是各级干部警惕性的解除,都与中苏论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宫体诗”之再评价

长期以来，我们在六朝文学研究中对“宫体诗”始终抱着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视之为六朝形式主义文学中的一股浊流。如果我们对此现象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乃是在传统文化心理和传统价值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审美心理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