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

城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间神之一.自唐至清,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经历了一个逐渐繁盛的过程.城隍自宋被纳入国家祀典,经明洪武改制后,即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性.由政府正统化的城隍被华南人民所接受,与该地区原有祭祀城隍的传统密不可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特别是对边远地区控制的加强,以及地方社会对中央正统王朝的承认.     

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文化风尚(尤其以民间信仰最为典型)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通常用以作为思想载体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时代迁移,民间信仰中所崇拜的神祗越来越多,但为人们所主要崇奉的神祗却日益集中。本文通过对妈祖、关羽、门神、土地与城隍几种神灵崇拜的考察,藉以说明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作为通俗文化“小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通和相互独立的关系。     

福州城隍庙与闽台城隍信仰

在闽台两地众多的城隍庙中，福州城隍庙是较突出的一座。一方面，它建于省城，被称作“省都城隍”，而台湾在清代长期隶属福建省管辖，因此这座城隍庙在闽台众多的城隍庙中地位最高，非同一般。另一方面，该庙建造的年代也最早。据史籍载，它始建于西晋太康年间，比现在已知的全国最早的芜湖城隍庙仅迟四、五十年，居全国第二，为福建省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也是闽台两地城隍信仰的祖庙。因此，对福州城隍庙进行考察，对于深入了解闽台城隍信仰的起源与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依据实地调查所得的口碑以及乡土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     

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论实用信仰与道德信仰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理论问题,而且,信仰有许多种的类型,本文仅论述实用信仰与道德信仰问题。一、实用信仰从哲学上溯源,最早提出“实用信仰”的是康德。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之一《纯粹理性批判》之中,明确地把信仰划分为实用的、教义的和道德的三种类型。所谓实用的信仰,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虽然缺乏全然的知识根据,但有主体自身的“确信”为保证的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信念。由于这种信仰与主体任意的偶然的目的有关,因此只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信念。康德非常形象地举例说：“医…     

大通县城关镇城隍庙会的历史变迁及社会功能

中国民间的城隍信仰及其庙会活动由来已久。青海省大通县城关镇是个多民族地区,其城隍庙会活动,是一种集信仰城隍民间祭祀、商品交流与民间技艺汇演于一体的、以隍庙为中心的民俗文化活动,反映了这一区域内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多元信仰,以及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状况。     

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及其实质

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民族,其信仰主要表现为对“道”的力量的膜拜.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的一种内在超越的人文信仰.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讲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老百姓则信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坏事莫为,善事多行”、“头上三尺有神灵”烧香磕头拜菩萨.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信仰遭遇蜕变和阵痛,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和传统人之为人的做人信仰的失落.信仰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制度和人的现代化的三重合奏.当下,重塑信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转化中国元素,将“仁爱”融入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注重“五位一体”、制度建设与心性人格建构的互动.     

民间信仰与集体抗争:万历承天府民变与岳飞信仰

笔者曾先后以城隍及东岳神信仰为例 ,探讨明清城市民变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 ,以解集体行动中的信仰要素与群众心态。本文焦点则是万历二十八年所发生的承天府反矿税使民变。利用新的史料 ,希望能重塑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 ,以地域性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既非反对矿税政策 ,也非移民潮下的结果 ,而是反对宦官与其参随及司房等。再者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即当地的地方信仰———岳飞庙对民众聚集以至形成民变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亦将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法律信仰状况初探

1949年建国后 ,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整个过程只有 5 0多年 ,其中还包括 2 0年的停滞、甚至是倒退阶段。我国法制建设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 1949— 1978年、1979— 1992年和 1992年—现在。本文试对这三阶段民众法律信仰状况进行剖析 ,提出这三个阶段的法律信仰状况是由“相信人治排斥法治”到“盲目崇拜法制到持怀疑态度” ,再演进为“信仰法理社会”的渐进过程     

晚清陕西关中的商业信仰风俗

随着晚清陕西关中商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商业组织管理及日常的商业活动等商业因素都渗入到关中的神灵信仰之中。同时,晚清商业意识和商业活动也受到关中传统民间信仰的较大影响。这些具体表现在和财富相关的神灵信仰风俗、财神信仰、商业组织的神灵信仰等方面。     

信仰与工程

信仰与工程都是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前者是人观念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表现为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度;后者则是人实证地把握世界的方式,现实地表达着人的认知理性、实践能力、生存需要、审美情趣等人文精神。由于任何工程都是合目的性的主体尺度与合规律性的客体尺度的统一,所以,信仰作为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维度直接构成工程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响、关涉现实的工程运行,从具体的工程目的到方案设计,从功能到审美,从内容到形式,工程的实现总是或多或少地表达着人们的信仰成分。没有人类对改变自在自然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属人自然之能力的信仰所形成的工程意志,也就没有表达、确证和提升着人的类本性的工程。甚至可以说,工程是表达着信仰的工程,信仰更多地是对人的自为本性———类本性所决定的工程能力与价值取向的信仰。这不仅体现在作为满足信仰的工程、中国建筑工程中的风水观上,而且反映在西方上帝创世的信仰所表达的作为“天命”的工程中。     

社会信仰:特定社会的公共信仰

社会信仰是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信仰.从特征上看,社会信仰具有公共性,能积极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社会合力的结果;主要以一种不断发展的、多元并存的“累积的传统”表现出来；具有文化传承性、民间自发性、广泛性等诸多基本特征.从本质上看,社会信仰就是社会共同体对世界的真理性追求、认识与实践.     

关于福建民间信仰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各地，民间信仰的崛起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一向是薄弱的，此处的研究仅是初步的，未必是成熟的，有待于专家与长期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同志共同探讨，逐步解决难点，日趋完登一、关于民间信仰定性的掌握什么是民间信仰？在实际工作中，从事宗教与民间信仰管理的同志．以及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都感到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民间信仰是对民间拜神活动的归纳和概括，它在台湾学者中间，被简称为“拜拜”，以拜神为最基本的特征。民间信仰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二种，从广义来说，民间一切拜神活动都是“民间的信仰”，亦…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m Secularization and Jiangnan Folk Faith——Focusing on the Custom of Guan Yin and Cheng Hu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清时代宗教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越来越趋向平民化、内容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意味着传统教义中的神圣性质在逐步地淡化和减少,传统宗教的仪式及组织也日趋简化,传统宗教放下身价主动向民间信仰靠拢。从江南地区观音信仰及城隍崇拜的盛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佛道发展的这一世俗化趋势。明清时期的城隍神最初是由官方赋予的官僚形式,成为神道设教与打击淫祠的象征,但是苏州民众却将其逐渐演变成富有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包含进丰富的民生内容。最终使得城隍信仰活动演变成为苏州城乡民众的狂欢节日。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明清宗教宝卷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

明清"宝卷流民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创造了作为至上神的西王母和影响更大的无生老母。与以往神话、仙化、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西王母不同的是,民间教派宝卷与信仰中的西王母神格和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西王母的这种新的形象与信仰也随着民间宗教及其信仰载体宝卷的流传,扩布到台湾和东南亚地区。     

南京与鲁迅信仰之建构

鲁迅在日本时期对"尼采主义"的接受、进化观的形成,以及上海时期"共产主义"信仰的成熟,都与他南京时期的感性生活和理性反思密不可分。南京为鲁迅提供了政治生活、科学思潮、文化模式等多元的生态场域,尤其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时代主题与个人理想的碰撞,信仰建构所涉及到的知识构成、精神诉求、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参照资源。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信仰问题研究的新拓展──评《人类信仰论》

信仰问题研究的新拓展──评《人类信仰论》李春仁山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我国青年学者荆学民新近出版了他的凝心之作《人类信仰论》已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从哲学和文化的理论视角研究信仰问题，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理论观点。一、此书以“信仰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单独而...     

河湟口传文学与信仰文化的相互生成关系

口传文学与信仰文化有时表现出一种紧密相连的关系,口传文学动辄以信仰文化为叙事、歌吟的素材,信仰文化往往以口传文学为载体来加以传播、扩布。二者之间也不只是限定在这种相互依托、互为凭借的关系上,有时还存在一种相互孕育、互为生成的关系。就河湟地区而言,当地不少口传文学造就了新的信仰,亦有大量的信仰文化催生了许多口传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