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仪:朝廷之美的起源、演进、定型、意义

从原始古礼之美到中央朝廷之美的演进,最后落实到威仪上。从语汇上,是从空地之礼的義,到社坛之礼的宜,到祖庙之礼的畏,最后定型在朝廷之礼的威仪。朝廷威仪有西周分封制和秦汉集权制两种类型,但基本思想相同,即有容乃大的胸怀(德)和战胜一切的暴力(威)在美感形式(仪)上的统一。天下观和等级性是威仪作为朝廷之美的文化基础。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论周代天子大禘礼及文化功能?

周代天子大禘礼是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礼书对它并无系统记载和论述,只言片语的文字信息且前后抵牾,致使学术界自汉儒以来对大禘礼的概念和内涵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形成定论。系统整理和研究先秦典籍及金文相关材料可知：大禘礼是周天子大规模祭祀祖先之礼,为天下第一大祭,内容主要包括兴乐舞、大献享、序昭穆、行赏赐四项。周天子举行大禘之礼,其一是效法天地,利用定期祭祀大行赏赐,回报忠君报国之臣,以此凝聚民心;其二是定期规范和整饬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政权之长治久安。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     

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随着清初以来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以及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至乾隆朝时,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其中,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发凡起例,宏纲巨目,裒然成帙,最称荟萃五礼.其于礼学之探研纂辑,用力既勤,且成就斐然.对其加以梳理,将有裨于釐析清代礼学演进之大势.     

“臣”字新论

《说文三下·臣部》“臣”字下云:“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许慎于“臣”之说解,可谓得其神髓,本无疑可举,然自郭老释“臣”为竖目以来,后学莫衷一事,至以许说为误。细检甲、金文及先秦古玺文字,方悟今世之“臣”,其字形由来有两个源头:“臣”象人被束缚之形是正宗主流;象竖目之形乃是旁支杂厕。“臣”于造字之初,与“目”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完全无涉,但后来甲文横写之“目”有变竖者,字形与“臣”混而为一,竖写之“目”原有的读音遂为臣的读音所取代,各自原有的意义却在形、音统一的条件下保持下来。是以“臣”字不但字形的由来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更有强化封建纲常的时代要求在里边     

“臣”字说解质疑

通过分析“临”、“望”、“紧”、“贤”等从“臣”汉字的形体结构,认为今天的“臣”宇字形有两个源头：其一,“臣”像人被束缚之形是造字之本义,其义乃由“缚”而“牵”,由“牵”而称被牵者为“臣”,很自然地引申出了“奴虏、臣仆”等义,是为正解;其二,“臣”像竖目之形,则是一种误解和讹传。     

试论韩非的人才法治观

集法家之大成的思想家、理论家韩非,反对人才贤治,主张人才法治,在我国古代人才思想史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体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特色。韩非的“贤才”意识韩非“尚贤”与否,学术界众说不一。我认为韩非是“尚贤”的,但其所尚之“贤”的内涵,实质与诸家不同。韩非认为:“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以下只注篇名)“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有度》))由此可知,韩非心目中认可的“贤才”,一是要知法,二是要守法,三是要有一定的法治才能,为君主尽心尽力彰明法度,推行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君守法便是德,明法能法便是才。说到底,“贤才”就是韩非常常称道的“循令从事之臣”、“执法教民之吏”和“智术能法之士”。显然,韩非的贤才观已打上法家思想的烙印,凡不符合这一规范的“贤才”,即使是先贤大圣,亦不以     

论西晋乐府歌诗政治及娱乐功用的增强

西晋乐府诗的功用性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功用性增强,一方面娱乐功用性增强。其中,郊庙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创作数量增多,并成为当时主要的音乐类型,这类诗歌的创作者主要有傅玄、张华等几位朝廷重臣。西晋乐府诗的主要部分是配合雅乐和舞曲的政治赞美歌诗,这类诗歌的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和日常娱乐观赏。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试论傅玄的社会思想

傅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所著《傅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有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又玄集》选录杜诗情况浅析

韦庄的《又玄集》是《唐人选唐诗》十种之一。它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选了杜甫的诗歌,而且将杜甫的诗歌录在首位;二是所选的杜诗,除《春望》外,其余诗作（《西郊》、《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和《南邻》等）均为杜甫寓居成都或在成都附近所作。韦庄的《又玄集》存在的这两个特点与韦庄对杜甫的推崇及韦庄以＂清词丽句＂为选诗的审美标准有关。     

论傅玄的儒道双重人格

西晋作家傅玄素以刚劲亮直的儒家人格著称,但在魏晋易代特殊环境下,其人格发生扭曲,又具有道家通达机变人格,形成了儒道结合的二重人格模式。傅玄可以说是直臣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忠臣。只有将傅玄言行举止各侧面与纵向变化相结合,才能把握其人格全貌。     

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

萧统《文选》收录先秦以迄汉魏六朝赋十卷 ,明确表示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从而构成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本文以《文选》收录历代赋的事实为依据 ,通过统计分析 ,具体勾勒出萧统关于赋的基本品评态度 ,并对萧统以赋为首的文献依据、关于题材的十五分类等问题 ,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萧统对汉魏六朝赋的具体评价 ,在许多方面都与后人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差异 ,这是研究这一时期赋文学史要注意的。同时认为 ,这种现象的形成 ,表明今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本身存有问题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