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艺术手法

本文对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艺术手法作了尝试性分析，尤其对“缩减模型”、“象征性表现手法”以及“意识流”在叙事中的运用作了初步的分析探讨，以期引起对当代小说叙事手法的进一步研究。     

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化

文学史研究多对民初小说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事实上民初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如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较以前都有所突破。民初小说是对清末功利小说观和集中于政治题材创作格局的纠偏,为“五四”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兴起作了有力的铺垫。     

从过渡走向创新——论《海上花列传》的非故事化倾向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之作，在背离“史传”、“诗骚”古典小说传统的同时，其叙事手法多有创新，表现出明显的非故事化倾向，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五四”小说与新时期小说叙事视角比较

叙事视角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是小说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叙事视角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考察和检索新时期小说在一个侧面对“五四”小说的继承发展。比较研究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全知叙事，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限制叙事。文章认为，“五四”小说中的全知叙事具有一定的主体性。１９８０年以后小说全知叙事人主体性渐渐强化。与“五四”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相比，新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化、情绪化倾向。文章还得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现代史诗的创造者—托尔斯泰

本文从艺术角度论述托尔斯泰对现代史诗性小说、开放性小说的贡献，把托翁作品的模式概括为“精神性叙事史诗”，这点前人似未曾道及；本文第一次提出，托翁作品中，与“忏悔的贵族”系列相应，还有“忏悔的农夫”系列，乃至其一切正面人物均具探索性与忏悔性；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心灵辩证法”中的“戏剧性”一语，也以“反向性”作了进一步补充     

再读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

本文运用现代叙事理论,对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进行了解读,说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的时空变异,挖掘其叙事结构的艺术特点.小说分别采用了“复调”叙述、“陌生化”叙述、“意识流”叙述、“多元”叙事的视角,以透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煞费苦心的叙事经营与“别有用心”的意图改写——郭沫若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的叙事解析

郭沫若于193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是对“霸王别姬”母题的一次“别有用心”的政治改写。小说虚设了乌江亭长和钟离昧两个人物形象，两人教化大众式的“应答叙事”为作者的政论宣讲提供了便利的叙事舞台；作者还对项羽失败的“天命观”作了否定，并指出项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失去民心，其借助历史素材抒发个人政治观点的目的不言自明。     

论苏曼殊《碎簪记》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文学的艰难蜕变时期，苏曼殊的小说叙事艺术具有探索性的意义。小说《碎簪记》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使一个三角恋爱的哀情故事多了几分神秘，增添了读者的情绪感。不过由于“余”的“喧宾夺主”，小说的叙事也显得生硬而不圆滑，人物刻画囿于传统而突破不足，凸显了苏曼殊小说的转型期特征。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修辞性叙事结构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结构与对“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相结合。小说采用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反复叙事等独特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很强的修辞性表达效果,对于小说“存在”这一主题起到深刻的揭示作用。对话性与内结构将作者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渗透于小说之中,结构上的反复叙事进一步深化了“存在”这一主题。     

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论毛纶父子之小说叙事理论

毛纶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形成了独到的小说叙事理论。毛氏提出“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明确了历史小说的独特性质;强调“结构”、“关目”,深入分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重视叙事方法,“相反”、“相引”见叙事之妙。毛纶父子总结《三国演义》的叙事经验,推进了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对于小说艺术实践和小说理论批评都具有重要价值。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叙事策略探析

海明威是一位“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文体大师。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是一篇能够体现其现代叙事艺术的精品之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种聚焦的转换、时序的变形和重复手段的运用,展现了麦康伯从懦夫转变为硬汉的过程,凸显了麦康伯人物形象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手段三方面的分析,探讨小说精湛的叙事艺术。     

走出“伤痕”:寻根小说的文体意义

寻根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进中具有浓厚的过渡意义,是新时期小说“文体革命”的先声。这种“过渡”表现在它同其以前小说叙事相比,在叙事性质、对传统小说构成要素的处理、叙事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寻根小说叙事主旨的含混与矛盾,也使其叙事形态显现出与传统的深在牵连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佳人才子”叙事策略的新构——晚清与明治政治小说的叙事比较

“佳人才子”叙事本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描写男女爱情的主要叙事策略,传入日本后被明治政治小说的作者接受、借用,并根据本国的需要进行了变革。变革后的“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明治政治小说的代表性叙事策略,这一叙事策略又被晚清政治小说的作者吸收,并在晚清本土文化中再次实现新的文化生长。“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晚清政治小说和明治政治小说共同采用的叙事策略。从文化关系上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作“佳人才子”传统叙事模式的现代回迁。     

论京派乡土小说诗化叙事的多维意境

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已是耳熟能详，该论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叙事学等批判方法探究其诗化叙事特征，具体表现在“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如梦如幻的风景画”“生动隽永的意象”等多维意境，共同构筑起京派乡土小说的诗化叙事空间，进而阐释这一叙事策略背后的文学价值。      

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

沈从文的部分湘西题材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是与“叙事的小说”与“描绘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具有鲜明的文本特征。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改造与转化、获得现代意义而形成的,对中国小说模式的多样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都有重要贡献。     

“少年侃”的叙事特征分析——以《哈克贝历·费恩历险记》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Skaz”是一个源于俄语skazat的术语，意为“神侃”，“Teenage Skaz”可译为“少年侃”。它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儿童叙事手法，以口语化的语言来叙述故事。故事的叙述者往往是小说的主人翁。文章以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历·芬恩历险记》和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为例，主要从第一人称叙事、句法结构、语言特征、艺术效果四个方面来分析“少年侃”的叙事特征，从而凸现“少年侃”叙事手法对美国小说的创作手法的革命性影响以及它对美国文学的意义。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从“道”字看金庸小说语言的非现代性

从“道”（说）字入手进行研究，发现金庸小说语言继承了宋代以来话本小说语言的一些特点和元素，具有非现代性的特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道”字，其用法则折射了叙事方式的特点，“曰”——“道”——“说”的演变，所传达的是古代小说叙事方式近代化演变的信息。而金庸的“道”字则体现了演变过程中一种非现代性的回归。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与场域论析

利用“神道”传统进行道德教化是话本小说叙事特色之一。话本小说中“神道”种类众多,神道叙事灵活,富于策略性。小说大力宣扬神道好恶及力量,以种种善恶报应来引导或警惧世人,或宣扬天命迷惑民众。神道叙事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建构紧密结合,将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融入其中。神道叙事既暗应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及场域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道德教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