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

很久以来,有相当多的人抱有一种“诗词有别”的观念。以宋人为例:陈师道就批评过苏轼的词,认为他是“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晁补之评论黄庭坚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李清照更是干脆提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李清照诗文初探

一 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五?)字易安,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张南湖分词为婉约、豪放两派;王士祯认为婉约以易安为宗。她的词名,是世所共知的。至于她的诗、文,虽然《宋史李格非传》称其“尤有称于时”;自宋以来,也不断有人称引,如庄季裕《鸡肋编》引“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南遊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等残句;朱弁《风月堂诗话》载晁无咎多次对士大夫称道她的“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和“少陵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周煇《清波杂志》还称赞她的《和张文潜浯     

东坡词的抒情性

<正>苏轼对词的开拓与创新在于他的“以诗入词”。刘熙载《艺概》卷四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而传统的看法是诗言志、词言情。王若虚《滹南诗话》引晁无咎语:“眉山公之词短于情”。东坡词是否真的“短于情”呢?深入分析苏轼的词作,可以看出其词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先看苏轼豪放词的抒情特色。《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苏轼政治生涯的最低潮——被贬黄州时期。作者有感于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向往那些大有作为的古之豪杰,于是在游赤壁后借景抒怀,写下了这首抒情言志的千古佳作。词的一开头描绘古战场的壮观景色,为全词奠定了豪放的基调,然后再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二句从上阕的写景过渡到下阕的写人。作者热情赞美、向往“雄姿英发”的周瑜及其千古英雄伟绩。这是有感而发的,折射出自己功业未就的感慨。从“故国神游”而下,更是正面抒发自己的感叹,流露出较为低沉的情调,这显然是出自作者内心深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情怀。     

晁补之世系考辩

关于晁补之世系的记载,最早见于史籍的,当推南宋王偁所撰的《东都事略》。该书卷一百十六《文艺传》载:“晁补之,字无咎,宗悫之曾孙也。”元脱脱等的《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对于晁补之世系的叙述,概本于《东都事略》而稍加详细,云:“晁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厥后,清人厉鹗的《宋诗纪事》以及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等,皆沿袭之,把晁补之作为太子少傅晁迥的五世孙,晁宗悫的曾孙,而此说其实谬误。 晁补之是北宋文坛的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与黄庭坚、张耒、秦观以文相尚,联镳文苑,号苏门四学士。另外,他所属的家族在有宋一代,不仅仕宦显赫,“大夫学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而且“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在晁补之的父辈中,如晁     

晁补之著述考略

晁补之,字无咎,山东巨野人,是宋代文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才力宽绰”,诗、词、文兼擅。苏轼尝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宋史·晁补之传》)。他的词能踵武东坡,而自成一家,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他的词“堂庑颇大”,开南宋稼轩词。翁方纲曾在《石洲诗话》卷三中赞誉晁补之的     

从词论看诗词风格之差异

同属金属类,金银铜铁各有自己的硬度。同属韵文类,诗和词之间也存在着风格上的一定差异。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值得研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杜应行《于湖词序》亦谓:“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才之难全也。”显然,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东坡的词,少游的诗,都是“出格”的东西——正规的作品应该是:诗象诗,词象词;诗不能象词,词也不该象诗;诗风和词风是应该有一定的区别的。     

《凤凰涅槃》的情绪结构

郭沫若强调诗的抒情特性,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诗的本身乃是情绪的潮流”(《诗歌的创作》,《文学》1944年二卷三、四期),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构成为诗的“内在的韵律”(《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页),“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     

江顺诒“情境”说与词创作

江顺诒《词学集成》词境卷中提出“词家之情境”,把“情境”作为词境的第一阶段,认为词之“情境”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有以点染、不隔、寄言为主的“词家三昧”艺术特征;二是“体物赋景”的表达特色;三是“言愁”寄情的审美特质。江顺诒用心灵情感进行词的创作,他的词作与“情境”说词学思想大体上也是相一致的。     

《草堂诗余》志略

《草堂诗余》是宋人编选宋人词(有小部分唐、五代词)的总集的一种,编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那么这书应编成在庆元(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以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这是这书最早见于目录书的著录。 这书的编集出于书坊,所以所定书名不伦不类。明杨升庵认为:因为李青莲诗称草堂集,词的产生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为开山祖,由此有草堂之名,这说法     

独标清奇深寄慨,尽去绮罗拓新风——王安石词读后

过去论宋词的革新,大都推功于苏轼。宋胡寅《题酒边词》:“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近人蒋兆兰《词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清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更进一步谈到了苏派词人:“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     

《易经》“中行”浅说

《易经》中有五条爻辞有“中行”二字。 《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 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复·六四》:“中行独复。”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 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六四》:“中行告公,从, 利用为依迁国。” 《·九五》:“苋陆,中行 无咎。”     

朱敦儒简谱

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误。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以下简称《本传》、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郑椿《画继》卷三均曰:“朱敦儒,字希真。”《词综》卷十二。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则曰:“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按“希直”之说源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六《经籍》七十二:“《樵歌》一卷,陈氏曰朱敦儒希直撰。”查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岩壑老人诗文一卷,左朝请大夫洛阳朱敦儒希真撰。”乃知马氏转引有误。“真”“直”二字,笔划相近,辗转引田,难免混淆     

“以诗为词”析——兼评苏词对词体革新的意义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题酒边词》),使读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他高举革新的大旗,开拓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后来的论者对苏词,每有微词,如与他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及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如《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     

读稀见书随笔四则

复旦大学馆藏稿本《补三国艺文志》二卷,题“常熟吴卓信撰”,图书馆登录号(3783)。此书与《补三国食货志》稿合装为一册,卷内铃“大隆”白文长方印、“欣夫”朱文方印、“蛾术轩箧存书”朱文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各一杖,可知为吴县王欣夫(大隆)先生旧藏。《补三国食货志》稿亦题吴卓信撰,其摽卷数则题“下之上”、“下之下”,仅存下二卷,审为残缺未完之本。按《常昭合志稿》三○载吴氏生平著述,称有“《三国补志》六卷、《补表》六卷,欲刻未果。”盖吴氏《补食货志》稿原本当有四卷,合以《补艺文志》稿二卷,其数适为六卷,与《志稿》称六卷者若合符契。今其《补食货志》稿已佚上两卷,所幸《补艺文志》稿尚首尾具全,瑰然独为完壁也。此本楷书工整,虽间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五代新说》中的先唐遗诗

商务版《说郛》卷六○有《五代新说》一书,无作者名.宛委山堂本《说郛》(?)五四署徐炫撰.按唐宋时书目多著录此书,《新唐书·艺文志》二作《五代新记》二卷,作张绚古撰(中华书局标点本误作“张绚《古五代新记》二卷”),《崇目总目》卷二作“《五代新说》二卷,张绚古撰”,《宋史·艺文志》二“别史类”有“张询古《五代新说》二卷”,“小说家类”又有“张说《五代新说》二卷”.《郡斋读书志》卷六著录,解题云:“右唐张询古撰.以梁、陈、北齐、周、隋君臣杂事,分三十门纂次.”是一书之作者,有徐炫、张绚古、张询古、张洵古、张说之异.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及其文献价值

《文馆词林》是唐中书令许敬宗等奉高宗之旨编集的一部总集,共1000卷,分类纂辑自先秦到唐代各体诗文。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显庆三年(658年)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玉海》卷五四据此也作了记载。唐王朝建立不久,太宗李世民就下令有计划地将前代文化遗产汇集整理,进行大规模的官方编纂,经、史、子、集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馆词林》的编纂便是这一事业中之一项。     

李白二词“非伪托”说订补

<正> 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伪托”说流行了几十年。近年有不少人作了反驳,指出“伪托”说依据不足,提出了“非伪托”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认为“这个问题尚无定论”。笔者同意“非伪托”说,但对时下此说的论据论证,想作几点小小的订正补充: 一、《菩萨蛮》曲调传入中国的年     

《读张元幹词札记》补正

王兆鹏同志的《读张元幹词札记三则》(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读后深受教益。该文其一“洛滨”考,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第267页张元幹《点绛唇》词注“洛滨:不详(疑是陈与义)”之误,考定“洛摈”不是陈与义,而是富直桑。所考极是。此条词注在今年出版的《唐宋词选》修订版中已作订正。其二“谪仙”辨,王文认为张元幹《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词中“谪仙”,只能是李纲,而不可能指苏轼。其说甚当。唯其三“张元幹自编词集质疑”一则中所引材料有疏误,现特补正如下: 王文中有二段引文说,南宋曾噩《芦词·序》有一段很明确的说明: “公(指元干)之子靖,裒公长短句篇,属为序。余晚出,恨不得见前辈。然诵公诗文久矣,窃载名于右,因请以送别之词,冠诸篇首,庶几后之人尝鼎一脔,知公此词不为无补于世,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 王文认为这是张元幹的儿子张靖,裒集乃父词作后,再谁曾氏写序的。并说,曾氏以此二词压卷之“深意”在于欲后人“知公此     

杨慎《词品》多纰漏

杨慎《词品》多纰漏罗烈杨升庵《词品》卷二云：《草堂诗馀》‘朦胧淡月云来去’，齐人李冠之词，今传其词而隐其名矣。冠又有《六州歌头》道刘、项事，慷慨悲壮，今亦不传。按，“朦胧淡月云来去”，乃《蝶恋花》“遥夜亭皋闲信步”一词上片之结句。此词《尊前集》题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