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宣王征南淮夷考

西周晚期,居处宗周西北的(犭严)狁族经常侵扰宗周,在成周东南则有南淮夷集团的反叛。周朝统治者调兵遣将,南征北伐,战争频繁。夷王之世倾全力征服南淮夷,其事迹备载金文。厉王时(犭严)狁袭击京师等地,周师与之搏战,其事载于多友鼎铭。周宣王一代,南征南淮夷,北伐(犭严)狁,战事最烈。宣王兴师北伐(犭严)狁大获成功,《诗·六月、出车》     

读金文辨(二则)

一、《文物》1976年5期,载吴大焱、罗英杰二同志《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盨盖》一文。盨盖铭释文中有:“堇夷,俗不敢不敬畏王命”语,断句似不确。 我认为此句当读为:“堇(谨)夷俗,不敢不敬畏王命”。《礼记·曲礼》说:“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使从俗”者,谓臣为君出使他国,须尊从他国之习俗。盨盖铭“谨夷俗”,言驹父谦从南淮夷之风俗,其义与     

西周时期的淮夷及相关族群

淮夷作为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并非淮河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经周公东征和齐、鲁分封后被迫南迁至淮河流域两岸的东夷分支。而与之相关的"南淮夷"主要是指西周中期遭受周人重创后,再次南迁至淮河南岸的淮夷分支,而所谓的"南夷"盖为南方之夷的总称,应涵概淮夷、南淮夷在内。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曲阜县发掘两周时期的几座大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

山东省文物部门在曲阜县城以北鲁故城的西北部、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墓和六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型墓葬,获得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西周晚期的鲁司徒中齐墓,出土铜器中鼎、盨、壶、簠、盘等九件带有铭文,记载着墓主的官职和名姓。有一制作精美大方的“戎壶”,上面铸“侯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字样,可能是出征时的盛水器皿。有一铜盘,三足铸成三个光身赤脚的奴隶,肌肉线条,面部神态,清晰可见;盘上两耳作两牛匍卧,栩栩如生。其余铜器     

简谈三代对淮夷的战争

淮夷,是对古代居住在今安徽中部、北部,江苏、山东南部一带少数民族的总称。夏代称九夷,商代称夷方、人方、夷,西周则称为淮夷、南夷、东夷或南淮夷。夏商周三代都建国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淮水流域对它们来说就是东或东南方了。淮夷离三代的政治活动中心都不远,又拥有极其丰富的物质资源。这一地区南连荆蛮,北接中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征服和掠夺淮夷,就成为三代的主要政事之一。     

师■簋盖铭文辨伪

《文物》1964年第7期发表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陕西省记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一文,介绍了武功县南仁公社北坡村出土的三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两件师簋盖,各有铭文一百另一字,铸造时代断定在共王初年。 从该文的介绍和所附的拓本图象看,两件簋盖的铭文内容虽然相同,但其形制和花纹却不同,特别是在铭文书体的风格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在初看到这篇介绍文章时,曾怀疑一号簋盖可能是一件赝品。鉴于它和另外两件     

史密簋释文考地

1986年,陕西安康县城东王井沟出土史密簋,铭文记述了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对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以及山东半岛方国地理都有重大的意义。《文物》1989年7期发表了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发表了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西北大学学报》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西周学校教育管窥

对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古文献记载似较前代为详。尽管《礼记》、《周记》诸文献所述,难免掺杂了不少汉人的附会推论,不可尽信;但其中毕竟透露出一些真情实况;而出土的西周铭文,更为研究西周教育史提供了宝贵而可信的资料。因此,如果能够将古史文献和铭文二者结合起来,互为印证,慎重考察,则对于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轮廓,或即不难辨识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斌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研究及其风格问题初探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第一手史料。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入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作些客观铺述，以求教于诸位学者。以西周为例：青铜器利器是政治权力、财富、身分等级的象征。“西周铜器铭中所记‘命书’很多，都是派史或内史册命，《师部篮》由作册内史册命，《师展鼎）｝、《免篮》、《走篮》、《休盘》，则都由作册尹册命，可证”。①《周礼》卷六“大史··，…与群执事谈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     

十三年爯壶断代新考

十三年爯壶于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该窖藏内虽有共王时期的标准器——墙盘,但此壶的断代仍争议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共王、懿王时期说;懿王、孝王时期说;孝王、夷王时期说。时间跨度过大。先前学者多只注重断代中纹饰、铭文书体及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等要素的一种或是几种,由于角度单一,所得结论不免有所偏颇。本文综合考虑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书体和内容,并对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进行讨论,从多角度重新审视该壶的时代归属,认为此壶当为西周晚期偏早厉王时期之器。     

邹县所出“取子”钺剩义

邹县所出取子钺,据形制和纹饰,可知其晚于西周早期;经铭文字体和金文辞例分析,可断定此器时代为春秋早期。与春秋早、晚期邾国国君铜器铭文对比,"取子"定非邾国国君之称,而是另一高级贵族。     

质疑刑讯起源于西周说

刑讯起源于西周是法史学界很有影响的观点,其论据以《礼记.月令》中的内容为主,也有《周礼》及西周铭文的记载。但依据相关典籍记载,现有论据尚不能证明西周及春秋时期存在刑讯的使用,而只能表明战国时刑讯开始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出现在司法审判中。其制度化则始于秦统一之后。     

从周代应国器铭新释《诗·汝坟》《诗·下武》

结合周代应国彝器铭文,如应国爯簋铭、应侯爯盨铭、应侯见工鼎铭等,以及其他文化考古成果,经文史互证,《诗·汝坟》应为应侯爯所作,是创作于周懿王年间的一首政治勤王诗。《诗·下武》为应侯见工的献诗,为颂美其父应侯爯及应公室所作,以事父孝推及事君忠,表达了期盼周人实现永久统治的美好愿望。     

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

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南夷等军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和东征的作战实况,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战争史、东国与诸夷关系以及方国地名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我曾在《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中作过初步探索。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盂新考

■盂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公社的新旺村。《考古》1977年1期《陕西长安沣西出土的(走甫)盂》已有报导,但所释甚简,铭文未能完全通读,颇多可商,铭文有几处确实难认,连断读皆有困难。读法不同,内容释就全不一样,1975年8月作者在西安市文管会曾就原器仔细考察,认为其中有几处地名、铭文关涉西周地理与制度,是很重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