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试论

徐志摩是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有尖锐分歧,但大都给予否定。特别在后期新月社由一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逐渐显露其政治倾向,胡适、梁实秋主编《新月》,其反动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之后,把他和新月社相提并论,和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梁实秋一视同仁。这是不公平的。长期以来,徐志摩和他的诗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禁区,徐志摩的名字也象流星般地在现代诗坛上销声匿迹,正如他的生命过早地消失在大雾迷茫的山巅一样。     

徐志摩译过《死城》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刊有王炘同志写的《<卞昆岗>和<死城>是徐志摩的译作吗?》(后收入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版《诗人徐志摩》一书。)文中写道:“经多方核实,徐志摩根本没有译过《死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贾植芳先生对于徐志摩有一定的研究,对其夫人陆小曼也比较了解,他就曾回忆说:《死城》不是徐志摩译的。” 其实,徐志摩确译过并译完了《死城》,时在一九二五年。     

质疑与消解:从《欧游漫录》看徐志摩苏俄观之转变

《欧游漫录》所传递的苏俄形象投射着徐志摩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记录了他苏俄观转变的心理轨迹。徐志摩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对苏俄乌托邦提出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1920年代中国人对苏俄乌托邦的浪漫想象与革命冲动。其对中国政治道路、政治模式选择的仔细考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持的苏俄观和政治理念,在当时激进情绪鼓胀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注定了无地自由的尴尬命运。     

论高校校报学通社的建设

学生通讯社 (简称学通社 )是高校校报办报的得力助手 ,它在组织学生采写校内新闻、协助对外宣传、提供新闻线索、反馈师生建议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学通社建设 ,不仅有助于校报拓宽办报思路 ,丰富办报内容 ,提高办报质量 ,还能充分发挥高校校报“办报育人”的功能 ,建立一支政治敏锐、新闻敏感、采写老练的学生通讯员队伍 ,为学生今后成为职业记者打下良好的基础。首先 ,学通社是校报办报的“眼睛” ,是校报获取新闻信息的“触角”。办报中要充分满足大学生读者群体的需要 ,就必须发动学生通讯员去积极观察、深入挖掘校园生活。校…     

徐志摩与罗素的交游及其所受影响

徐志摩1920年离美赴英求学的真正原因不是为师从罗素,而是想追随政治学家拉斯基.徐志摩最终没能够拜罗素为师,也不是因为罗素为了反战和离婚已经被剑桥大学"除名".罗素1921年是主动辞职离开剑桥,与反战和离婚无关.徐志摩于1920年10月与罗素建立联系,当时伦敦英国华人协会、剑桥邪学社分别邀请罗素夫妇发表演讲,徐志摩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由于徐志摩的穿针引线,梁启超的英文著作得以纳入由罗素担任学术顾问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徐志摩还著文研究了罗素的政治观、中国观,以及儿童教育思想,这些文章反映了徐志摩对罗素思想的认识及所受影响.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分析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土地改革导致的中国传统乡村政治形态的断裂为共产党改造传统农民,对其进行政治社会化打下了社会基础;二是人民公社集权体制为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日常生活政治化使农民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政治知识,提高了政治能力,完善了政治人格。经过集体化的洗礼,农民成为了＂政治人＂。     

论徐志摩诗歌思想倾向的演变

<正> 新诗运动六十年,徐志摩无疑地留下了自己的履痕,茅盾曾评价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是中国布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确实,在新诗史上,徐志摩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诗人。 综观徐志摩的全部诗歌,无外乎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以及爱情的咏叹与风景描写。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条明显的,对于诗人来说是不甚光彩的痕迹。即:作品的思想性愈到后来愈灰暗。诗人诗歌的思想倾向,有着完整的演变过程。     

简论徐志摩的诗歌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     

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考

新月派核心人物徐志摩的早年求学行实,仍有一些重要细节尚不清楚或存在争议,有考辨之必要。依据《府中日记》和郁达夫、蒋复璁等当时人的回忆,可考定徐志摩1910年春入读杭州府中。据新发现的《沪江大学1917年年刊》《沪江大学、道学书院合章》《天籁》和徐志摩在北洋大学就读的学籍档案等文献,可考定徐志摩入读和离开沪江大学的时间、入读该校正科、在沪江大学成绩单为真实等史实。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的考定说明,他在1918年夏出国留学前,不但在府中时期就喜爱阅读小说、开始诗歌创作、发表文章,而且沪江大学时期他对文学的兴趣未减。这些早年求学时的经历、兴趣和取得的成绩,为徐志摩后来从事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他在剑桥时期开始迸发出文学创作热情的背景。     

曼斯菲尔德与徐志摩之比较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徐志摩虽然处在不同的文化圈 ,但他们的作品在叙事角度、文体风格方面有着惊人的相合之处。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主要通过人物的有限视角进行叙事 ,《幸福》就是通过女主人公贝萨的有限视角再现了她对人生的幻灭。徐志摩的短篇《浓得化不开》(新加坡 )也是通过人物廉枫的有限视角透视了他孤独悲哀的心境。曼斯菲尔德和徐志摩的作品在文体风格方面也极为相似 ,他们的作品都以含蓄为主要特征。其实 ,二位作家创作的异曲同工之妙有着坚实的基础 ,因为早在 192 2年徐志摩就拜访过曼斯菲尔德 ,且他是中国翻译这位女作家作品的第一人。     

试论金初宰相韩企先与隐者政治

为了深入认识金朝政治的特殊性，以由辽仕金的韩企先为研究对象．研究他在金初政坛被信任、重用．为相几二十年的政治作为与历史背景。把他在政坛上的成功概言为“隐者政治”。他的隐者政治是金初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夹缝中的产物，属于个人，也属于金朝社会，其影响深远。     

康有为的落寞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理性主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指出：近代欧洲,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影响最为广泛思维方式,＂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对照中国近代史,人们会惊讶中国近代政治也是理性主义的,比欧洲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中国,康有为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理性主义者。他一生在政治活动中屡遭挫败,与其自身的政治理性主义特质相关;其政治生涯上的失落与潦倒,除了事功方面不得志之外,也与充斥整个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密切相关。     

韩非政治权术思想初探

韩非是我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由于他的强国思想不能得到韩王重用,因此精力用于对政治的研究,他的权术理论贯穿于他的政治思想的始终,君本思想与对术的偏爱便构成韩非学说的基本内容。本文从韩非的人性观入手对其权术思想作以探讨。     

在反思与批判中彰显史学理性之光——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观述评

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常使他遭学界指责,认为他有将史学研究政治化、简单化的倾向.本文通过追溯其学术取向的形成过程及对其史学思想的解剖指出,施莱辛格深知参与政治实践可能影响学术研究立场,并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不断自觉地加以反思,形成了强调历史的学术功能,追求客观主义理想的史学观,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亦有独到见解.这使他较好地处理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     

略论何其芳的文化心态

在何其芳的一生中,文学与政治都曾给予他深刻影响。有时文学影响他大一些,有时政治冲动压抑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学与政治的取舍上患得患失,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人中比较普遍。     

胡适晚年(1949～1962)政治生活述评

胡适晚年在致力于拥蒋反共宣传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追求,他主办的《自由中国》则是其追求自由、提倡议会政治的标志,从而为国民党所不容.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国民党对胡适采取容忍态度,而当形势变化之后,国民党又对胡适的政治思想进行围剿反击.胡适固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信仰决定了他在坚持反共立场的同时,又与蒋氏政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南宋宰相赵鼎奏疏的忧愤之情

南宋宰相赵鼎的奏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自己身处其间的政治遭际和态度,其间不乏激烈情感的外现。绍兴四年八月"御札参知政事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对于这一次任命,赵鼎的奏疏中充满忧愤之情,他从"人言可畏"和当权者的"沮抑"两个方面落笔,议政与陈情自然结合,文中的议论因其真情的注入更具感染力,而情感的表达也因议论的犀利而增强了内力。     

政治化趋向语境中的"远离政治"--论30年代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政治倾向

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文学的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 ,使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有着显明的政治化倾向。现代派作家施蛰存企图远离政治 ,注重文学的超功利的纯美学价值 ,在创作上另辟蹊径。然而事实上 ,施蛰存不仅没能远离政治 ,反而陷入政治的旋涡。所以 ,他在创作和文学事业中都体现出思想的矛盾性 ,并由此带来痛苦和困惑。     

罗斯福的绿色政治

为了缓解经济大危机造成的严重失业问题,改善美国日渐恶劣的自然环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中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自然环境的绿色政治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略论拿破仑的政治个性

拿破仑是一个极具政治个性的统治者,他那充满矛盾的复杂的政治个性既与其天生气质和童年经历有关,更是由大革命诡谲多变的政治气候和拿破仑独特的政治实践所造就的.拿破仑的政治个性对法国、对大革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继承和传播了大革命的思想与原则,是大革命遗嘱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他又将革命的法兰西断送给了封建的欧洲,成了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