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汉舆论与儒士阶层的伦理天命观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西汉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在士人中间产生了一股质疑或否定汉祚存在的厌汉舆论,而这种厌汉舆论又深深地影响到儒士阶层的伦理天命观,使其在"忠君"与"天命"天平上摇摆.然畏天命的意识最终占了上风,并最终在士人群体的支持和厌汉舆论的造作下,促成王莽代汉自立.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1315年恢复科举制度前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元朝建立后,书院时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略论《桃花源记》的批判意义

对《桃花源记》(及诗,下同)的思想意义,历来认识颇不一致。本文试图把它放到陶渊明的创作和生活道路中,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说明这篇作品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意义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从而认识《桃花源记》的思想价值。 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 归隐田园是陶渊明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济苍生”理想和“苦长饥”的生活驱使,诗人一度厕身官场。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当时,他“有志不获骋”。他厌恶“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途奔波生涯,又“耻为五斗米折腰。”他涤涤地向往园林生活。“园田日梦想,安…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从女性形象的塑造看元杂剧对其唐传奇蓝本的改变

元杂剧同其唐传奇蓝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表现之一是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具有了独立品格和理想色彩.她们一改唐传奇中卑微软弱的形象,变得富于主见,在爱情追求上更加主动和大胆;同时,她们被塑造成落魄书生的红颜知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给生活困窘、价值失落的书生以支持,成为落魄文人的精神补偿和灵魂慰藉.元代社会同唐代相比,在统治政策、社会观念、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造成元代士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导致他们创作心态和创作视角较唐传奇作家有很大不同,加之较为开放的社会习俗,因此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同其唐传奇蓝本中的同名形象产生了重大差异.     

唐代落第诗所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

科举落第,是士人在仕进之旅遇到的一种重大打击。“落第诗”记录了士人们落第时刹那间的心灵感受,再现了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层面。唐代落第诗集中反映了士人的情感特质:诸如无人援引的悲哀和失意不平的愤慨,思乡时表现出来的回归意识,怀亲时流露出的不能光宗耀祖、尽孝父母的愧疚以及羁旅行役的沧桑感和精神上漂泊无根的苦楚。关注落第诗中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士人和唐诗。     

模拟与创新：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生成及意义

“模式文本”在先秦两汉的诸子史传中广泛存在,尤以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最为流行,表现出高度模式化叙事的特点。根据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实例可归纳出它们的三个特征：其一,最为本质的核心叙事模式相对稳定,但人物、对话等细节会有较大区别;其二,模式文本在继承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增添较多细节;其三,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模式文本的流行,与先秦两汉士人频繁的劝谏游说活动以及对人物的塑造有关。模式文本的生成有变异和模拟两种方式,尤以模拟为主。出于谏君、撰史的需要,先秦两汉士人模仿既有故事的叙事情节,利用“故事模式库”中的模式创编故事,借助旧的模式完成新文本的创作。     

走向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从汉代的三篇不遇赋谈起

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 ,使得战国时激扬的主体精神难以再现 ,士人因此产生“不遇”之感。士人在解释“不遇”处境的同时 ,试图重新体认并适应外在环境。基于不同的时势和对自身处境的不同认识 ,士人先后尝试了几种可能的立身方式。这一过程中士人角色意识的转换 ,显示出由策士到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     

柳永功名思想述评

本文认为柳永功名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热衷向往——调侃放浪——竭力进取——感伤厌倦。而最终表现出的对功名利禄的感伤厌倦情绪,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在人生价值追求毁灭之后所产生的失落感。柳永藉此否定功名利禄,虽不是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但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礼记》伦理哲学的诗学旨趣

《礼记》是一部对于中国士人的精神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儒家经典。把《礼记》作为一个系统文本予以整体探究,以一种宏观的诗性视角敞开《礼记》所包蕴的儒家早期伦理世界,而非断章取义、纠缠于单一的伦理或者诗学观念,有助于藉此探寻中国士人的原型精神,进而深入思考出早期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轨迹,从历史纵深和横向发展的角度透视儒家的精神境界以及诗性人格建构。     

元代江南地区的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 ——以湖田争讼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由于国家管制放松等原因,元代江南地区的围湖垦田以及由此引发的讼争十分普遍,其司法实践则反映出地方权力关系对元代江南司法秩序的深刻影响.蒙古诸王、 贵族、 官员、 军将以及僧道等权贵势力是元代江南地域社会中的强势力量,他们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往往以权力破坏司法规则,导致法律的失效和司法秩序的异化.以士人、 富民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是地域社会的领导者,他们既协助司法运作,又时常有武断乡曲、 把持官府的现象,凸显出地方官府功能的不足以及统治的吃力.不同地方势力在司法运作中的角色,体现了元代江南地区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本身亦是元代江南社会的一个缩影.     

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外,还承载了哲学和思想的使命,袁枚性灵说是该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表达,具有历史风向意义。这一时期文学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彰显出士人生存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性灵说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对生命自主的强烈诉求,与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与探寻成就了该时期文学穿透历史的深刻。性灵说中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民主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

元代后期的徽州出现了宗族观念兴起的趋势。它不仅体现在地方精英的言论中,也表现为家谱编纂的普及和祭祖方式的变化。它是有元一代理学在徽州深入传播和地方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元初对于科举的中止以及重视出身和注重功利的铨选方式,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拥有世袭权力的地方豪强,另一方面也促使很多习儒者转而成为民间师儒,促进了理学的广泛传播,并使理学中独特的鬼神观广为人知,宗族观念也由此得到了内在的观念基础。而元代后期豪强世家对于理学的接受则最终刺激了理学社会化的实践。宗族观念在元代后期徽州的兴起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论20世纪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

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２０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科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以诗人“身份自觉”意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科举的兴盛,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影响的强化,诗文创作和科举时文两种文字写作日趋疏离。在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因对不同文字写作道路的自觉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意识。"诗人"在"举子"的映衬下,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产生了诗人"身份自觉"意识。诗学批评中"诗人"立场的强调、"诗社"的繁兴、诗集编撰社交功能的增强等文学现象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影子。     

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英文)

传统犯罪网络变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诱因是网络空间的技术性代际差异；传统犯罪的网络变异表现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变异、社会危害性的变异和犯罪形态的变异三个方面。扩张化的司法解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面对网络空间中传统犯罪的变异态势，将部分预备行为提升、独立化为实行行为，将部分共犯行为加以正犯化，将会是未来刑事立法无法回避的两个选择。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论康熙如何消除汉族士大夫的反抗心理

康熙亲自执政之时，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抗清斗争已经过去，但汉族士大夫们的反清意识仍然十分强烈。士心不得，则民心难得，而士人之心只能以智谋巧取，不可以武力强夺，康熙为此煞费苦心。为消除汉族士大夫与统治者合作的心理障碍，他极力从各个方面迎合汉族的传统文化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