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美德比较性研究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对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五国公民美德作了实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对现阶段我国的公民美德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两次调查各有侧重，前者着重于公民文化，后者则立足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但就调查的主体、对象及公民美德的层次而言，二者的比较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之间的数据比较也得出了一些结论：我国大多数公民居于日常性美德层次，而我国的公民文化则属于臣民能力与异化的公民参与。     

奢侈、商业与公民美德的现代转型——休谟的公民道德思想探析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国的建立与维护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基础,这种公民美德要求公民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认为商业及与其相伴随的奢侈是引诱公民追求私利从而＂腐化＂公民品质的破坏性力量。休谟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商业的发展不仅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促使人们形成勤劳、知识、人道、温和以及独立等新的公民美德。与古典公民美德相比,这些新的公民美德是一种更为＂自然＂的美德,它不仅有利于增进私人幸福,还更有利于增进国家的强大与公民自由。休谟的公民美德观体现了西方公民美德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从身份美德到公民美德——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家庭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市民社会与家庭在存在形态、情感基础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均有着显见的差异。与家庭相适应的美德是“身份美德”,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美德则是“公民美德”,后者既包括与“公民心”相联系的政治美德,也包括与“公民性”相联系的社会美德。“差序格局”既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也不是其亘古不变的本质,其所依托的身份美德(即儒家式的“家庭主义”伦理)更不应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伦理基础。要推进超越亲缘性、促进公民性的社会政治建构,尤其要重视以社区和志愿社团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建设。市民社会组织的建设不能“如其所是”地任由其肆意发展,而应遵循“好社会”的理念予以范导。     

公民教育的政治——文化范式解读

公民教育与国家政治契合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公民教育实质就是公民意识的培养教育.从政治-文化角度探讨公民教育就应充分认识到公民文化对公民意识形成的重要性.在我国践行公民教育,政府应从集权过渡到放权,学校应从"政治"教育过渡到公民教育,公民则应从义务本位过渡到权利本位.     

“公民文化”道德视域的哲学反思

现代社会,“公民文化”成了全球发展话语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起源于欧洲哲学传统。许多思想家用哲学、政治学话语来讨论这个概念的演化及其社会作用．在学理层面上,一些为“公民文化”思想所吸引的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复兴公民美德传统的代言人,这是建立在个人没有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的信念之上．以至对道德一致性的关注在社会思想中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实践证明,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的缺失将导致现实中公民的政治感情淡漠,即公民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和公民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盛行,以及无法认同政党或国家的目标,甚至可能导致群体行为的无理性。而某种“公民文化”能否被贴上文明的标签,不在于其秩序的优良与否,恰恰在于其德性或美德的建构成败上．“公民文化”的美德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观念,其对推进和保障民主政治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探讨或建构“公民文化”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深化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尊敬。     

论公民美德与市场道德的内在关联

公民美德是公民对构成公民社会的他人及其合法组织的理性认同,市场道德则是市场主体关于市场活动所共有的道德倾向的确认。公民美德与市场道德存在一致性,表现在对个体性、权利的伸张和强调位序以及政府作为的平等诉求。但二者也存在冲突,这主要源于各自依据的原则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同。解决二者张力的方式应采取现实且具有建设性的个案方式,而不能幻想提出一个或一整套对任何冲突都通用的指针。     

公民教育方案与卢梭的启蒙之思

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是卢梭思想体系的关键主题。卢梭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具体层面对启蒙思想进行了诊断和质疑,并尝试以公民教育方案实现对启蒙运动的积极取代。公民教育方案以自然和公民美德作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准则,尝试以自然人为起点,完成对爱国公民的塑造。然而,自然和公民美德的两种原则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这个张力决定了公民教育方案的矛盾性,也导致公民教育方案对启蒙的超越并未完成。对卢梭思想前提的分析表明,公民教育方案的矛盾,来源于卢梭对政治的自然性的拒绝。把握卢梭与自然哲人的内在思想关联,有助于理解卢梭思想的复杂性。     

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应用研究趋向

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已成为组织行为学中的热点。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是在“合作意愿”和“创新和自发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Organ将其定义为“自觉自愿地表现出来的、非直接或明显地不被正式的报酬系统所认可的、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组织效能的个体行为”。其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心理契约理论、盟约关系理论、公平理论和个人一组织匹配理论。其维度包括帮助行为、运动员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遵从、公民美德、个人主动性和自我发展。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员工的个体特征、任务特征、组织特征和领导行为。并分析了组织公民行为应用研究的趋势,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对组织公民行为负面作用的实证研究,以及本土化研究。     

当前影响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宏观因素分析

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代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影响和制约我国公民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社会化的宏观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 ,政治因素是关键性的因素 ,经济因素则是基础性因素 ,而文化因素作为对我国公民的政治思想意识起直接作用的因素 ,对我国公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社会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我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起到了综合性的作用。客观系统地分析影响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宏观因素 ,是社会转型中完善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对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公民美德与公民义务

民主社会的维系,离不开好公民的参与和支持。公民从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与个人具有不同特质的法律身份,代表着具有美德的公共之人。公民的美德要求,派生出相关的法律义务,这主要包括忠诚、守法与参与等。     

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

从宪法学的视角分析“周老虎”案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正日益成为具有自由意识、理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新型公民,成为当代中国日益孕育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分子。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才会出现“周老虎”案这样广大公民借助网络媒介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现实案例。公民对虎照真实性的追问,其实是在质疑某些政府部门的诚信与责任心,表达对“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期盼。     

政治发展与公民参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政治学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扩大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政党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通过政党参与政治是公民参政的重要形式 ,它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 :政党沟通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 ;政党充当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过滤层”,把公民参政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党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 ,发挥政党的参政功能 ,是扩大政治参与和保持政治稳定的最佳选择     

民法本位观新探

民法本位问题在我国当今声名鹊起。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现代民法社会本位论、权利本位兼社会本位论等。民法社会本位说中的“社会”,难以找到合适的利益承载主体,决定社会本位不能作为一种立法标准和本位价值取向。民法本位是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我国民法应当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不必牺牲自己本份的私主体权利本位而代之以社会本位。     

民法典中居住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规范蕴含着浓厚的宪法元素。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条款是民法居住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民法居住权解释的背景规范。遵循基本权利处分、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冲突等宪法原理,居住权的处分受到除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一定限制和宪法“济弱性”的保护。法院在处理公民居住权与其他公民权利冲突的民事案件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行政案件中,应从宏观层面上培育宪法意识,并在微观层面上区分宪法在“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中的不同效力定位,准确地以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解释和指导民法居住权规范的适用。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途径

由于受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的制约,目前公民的政治参与习惯于传统方式,即直接诉诸于政府部门,甚至有部分公民选择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非常态的方式。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人大工作才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途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人大工作才能既顺应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又有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劳资关系

针对当前在劳资关系中，国有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劳资关系的必然性。分析了当前劳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具体政策措施。即：加大宣传力度，树立企业劳资关系的现代化观念；理顺企业劳资关系运作的体制；加强企业劳资关系的法制建设；加大维权力度和监督处罚力度等。     

蕴涵价值取向的民法原则探论

民法原则指可以作为民法规则基础、本源、出发点的具有综合性、抽象性的民法原理和准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化,是民法的重要构成要素。近代西方民法原则为绝对个人本位性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后经发展演变,增加了个人本位兼顾社会性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苏联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多采社会本位性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原则,其中大多属个人本位性的原则,亦有兼顾社会和国家的倾向。西方现代民法兼顾社会性原则的兴起是由于垄断等的出现。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要求民法原则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为了界定“公民新闻”的概念以及探究“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结论认为“公民新闻”不同于“公共新闻”、“国民新闻”和“市民新闻”,它有着本质的规定性;中国“公民新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处在初级实验阶段;“公民新闻”代表着新闻事业发展方向;中国“公民新闻”存在机制问题和“去农民化”倾向,只有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为“公民新闻”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论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培育

摘要：市民社会理论虽源于西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主体的形成等因素的出现,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我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排斥市民社会的发展,因而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就要破除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在发展经济和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要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的市民社会意识以及文化系统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