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学史》修改中的几点认识

正当我们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中文系1955年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修改本出版了。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著作,是在去年国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的产物,也是一年以来空前繁荣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获得的积极成果的产物。全面而深刻地研究我国文学史,正确地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分析与评价作家和作品,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继承我国文学的悠久的优良传统,使文学史紧密地为社会主义     

用时代的眼睛回眸昨日的印痕——读《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正岁末年初,王金双送来新作《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以下简称《塑造》)。全书洋洋洒洒计30万字,由南开大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李新宇教授指导、审校、修改并亲自作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是他南开大学五载寒窗苦读的结晶,更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成果。     

《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历经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内涵渐趋丰富.本文探讨了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圣经》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揭示了《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梁实秋的雅与不雅

梁实秋一生坚持文学应反映最基本的人性，他的《雅舍小品》便是如此。当《雅舍小品》最初发表在报刊上时，朱光潜便致函祝贺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试论庄子散文的风格及其成因

庄子所著《庄子》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庄子》散文在文学上的价值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真正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文学散文的,《庄子》应占首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     

闽南文化视野下的金门文学

金门是海峡西岸的一个岛县。1992年解除“战地政务”后,金门县域文学有长足的发展。金门县有“写作协会”的团体;办有《金门文艺》双月刊;已出版《金门文学丛刊》两辑计20种,另外还有个人创作的集子数十种。金门县域文学的研究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象征资本的争夺和博弈——关于《青春之歌》的论争和修改兼论集体写作

《青春之歌》是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出版之初就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从工人到党的文艺官员都以不同方式介入了这场论争。论争一方面体现了不同文学观点之间的碰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象征资本的争夺和博弈。论争的结果是《青春之歌》的修改、再版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从论争到修改,《青春之歌》完成了"集体写作"的过程。这一方式是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十送红军》与赣南长歌的传承关系

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再经过艺术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加工、润色,使其由粗糙、简陋到细腻、精美。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不断提高,文学艺术作品也应与时俱进。从赣南《长歌》到《十送红军》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文章将着重剖析赣南《长歌》的产生、音乐特点、演唱特点,与《十送红军》进行比较,揭示其传承关系,籍此来推动民歌进一步的发展。     

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     

我校着手编辑出版《曹靖华译著选集》

曹靖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散文家,教授。二十年代初,即开始介绍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他是与鲁迅、瞿秋白等并肩战斗,把革命的苏联文学介绍到我国的老前辈。几十年间,他先后翻译了《铁流》《保卫察里津》《一月九日》等苏联文学名著几十种,达数百万字,对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后,曹靖华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散文,独具风格,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边城》版本汇校述评

《边城》的主要版本（文本）共有初刊本、初版本、改订本、校正本、重校本和全集本6种。《边城》从初版本到改订本主要是艺术方面的修改和作者创作观念的明显化;从改订本到校正本主要是作者为适应新的语言和道德规范做出的调整,是对其文学观念的再坚持以及艺术方面的修改。版本（文本）变迁中贯穿始终的实际上只有两点：一是“文字试验”,二是作者对其以“生命”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的坚持。综合看来,全集本可称为《边城》的一个“善本”。     

汪曾祺同题小说《异秉》的不同文本研究

汪曾祺曾以《异秉》为题写过两篇小说,第二篇《异秉》并非是对第一篇的修改或完善,而是彻底重写。文章对不同时期的《异秉》的两个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其在内容、叙事手法和语言运用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后期写作的《异秉》艺术成就相对较高,这与汪曾祺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以及其文学写作经验的逐渐丰富有着极大的关联。     

“通变”中的《牡丹亭》——在东南大学戏曲名家昆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奇《牡丹亭》是汤显祖根据前人的笔记、话本所提供的素材重新创作而成;它之所以能以昆腔演出,则得力于叶堂对宜黄腔的改制。可以说,传奇《牡丹亭》是文学、戏曲“通变”的产物。目前出现不同的演出本,正表明《牡丹亭》仍与时俱进地处于“通变”之中;也只有如此,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方能在不断的流传中趋向繁荣。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应具有怎样的“真实性“

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实性问题在学术界争论分歧较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多数争论者对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性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文学强调真实性是近现代的事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主要特性。只有把该作品定位在现实主义美学范畴内,并从现实主义有关真实性的理论出发,才能对该作品的真实问题作出中肯而科学的评价。因此,从此理论出发便可以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令人质疑。另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出版到再版每次都遭删改的命运,也注定了其不可能具有真实性。     

论逮捕必要性--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的设计上,不仅应注重打击犯罪,还应注重保障人权。而在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逮捕必要性存在规范设定上的缺陷,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逮捕被滥用,其余刑事强制措施遭到虚置,一些本不应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我国立法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修改旧法时凸显了对逮捕必要性的规制,以明晰、限缩对逮捕的适用,来凸显、昭示人权保障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回归。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邓广铭１我现在刚刚把那本撰写于７０年代的《王安石》的修改工作进行完毕。这次修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虽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秦兆阳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秦兆阳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区委书记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和对林赵爱情的强化上。这种修改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的改写触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写真实"等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肖红散文描写艺术浅探

肖红是因小说《生死场》而驰名中国现代文坛的.其实,她同时又是一位散文能手.在她短暂的、不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除了小说创作,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散文作品,先后成集的有《商市街》、《桥》、《回忆鲁迅先生》、《肖红散文》等.     

创作方法意识的觉醒——1922年“自然主义”讨论的回顾与评述

1922年,《小说月报》开展了长达十个月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这是在文学脱离现实、滑入低谷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讨论,涉及了中国文学要不要主义、应遵循什么样的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利和弊诸问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较有规模和影响的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它标志着中国作家创作方法意识的空前觉醒。同时,这次讨论对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