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历史演义作家的创作动机

明清历史演义作家编撰历史演义的思想动机 ,主要包括传播历史知识、教化民众、抒愤寄志及娱乐游戏等 ,它们往往以杂糅交结的状态呈现在不同作品中。只有把握了演义作家的这些创作思想动机 ,才可由此入手深入地探讨历史演义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艺术得失 ,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经验或教训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 ,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 ,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     

小说序跋语境下历史演义文本定位的再分析

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文本定位主要有“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两类。历史演义在产生的初期,更多被视为历史文本,这与宋元“说话”传统密切相关,在通俗小说发展成熟后,历史演义则更多被视为近史小说。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定位基于他们对其社会功能的认知,它一方面承载了“寓教于史”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明清人对通俗化的诉求,这一诉求最终融入庶民文学兴起的浪潮之中。     

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

历史演义是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概念混乱。本文提出了类型划分的原则,辨析了“历史小说”、“讲史小说”、“历史演义”等名称的来源和内涵,并对“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的总体特征作了归纳。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明君形象的审美文化意义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明君形象,这些明君具有神奇的命相和非凡的性格魅力,它们　　括了汉民族的德政理想、忠义观念、民本思想和尚贤意识等文化要素,集中地体现了汉民族的君道观;同时,明君还关联着作品的主题,起着结构故事、提领全书的核心作用,所以明君形象实具有丰富的文化认识价值和审美结构功能。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是在<三国志演义>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与此同时,小说评点者的引导、时代审美风气的影响、读者大众阅读需求和口味的制约,又促使历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不断地发生着丰富复杂的变化.     

历史演义小说中“儒将”形象的文化解读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塑造了关羽、杨六郎、岳飞、秦叔宝等一批儒将形象。这些儒将受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爱戴和崇拜 ,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为何他们的人格魅力如此巨大 ?本文由表及里地剖析了儒将思想性格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揭示了其所包蕴的丰富的文化心理因素 ,以及由此体现的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性格的某些侧面 ,并发掘了儒将悲剧命运所具有的文化反思功能和审美认识价值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观与创作实践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主要是推衍阐扬儒学之义,这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作家用这种演义观念来左右小说创作,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宋元平话与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析异

宋元平话与明清历史演义虽然关系密切,但两者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主要投合市井平民的志趣、愿望,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一般文人所崇奉的儒家的政治历史观念;前者讲求故事的传奇性、语言的俚俗性,后者则注重实录,崇尚雅正.两者的相异之处,正是各自的艺术特性之所在,它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小说从勾栏瓦舍走向文人世界的艺术进程.     

论书坊主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明代绝大多数的历史演义小说均为书坊刊刻,其中更有不少作品为书坊主自身所编创.明代书坊主不仅通过刊刻参与历史小说的传播,而且还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对演义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料钩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单演义的治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学者,单演义是鲁迅研究界的前辈。1957年,单演义的鲁迅研究著作《鲁迅讲学在西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少有的几本鲁迅研究著作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单演义又应他人邀请参与鲁迅生平资料丛书的写作,遂在此书基础上写了《鲁迅在西安》一书,198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及单演义的其他著作中,一手资料的搜集占据了研究的大部分。它们也奠定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此后几十年里,单演义一直没有放弃对该著作资料的充实和修订工作。单演义的治学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依然有诸多启示。     

《三国志通俗演义》创作意图考论

:本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于明初。作者有一种恋宋情结,主张驱逐胡元、恢复故宋。但元末群雄逐鹿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暴君取得了天下。所以作者便借汉末史实创作小说,以影射元末这段历史,表达人力无法扭转历史车轮的无奈心情。     

当代演义体史家第一人——写在曹德谦先生九十华诞之际

曹德谦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学问家，也是多产的历史演义作家、美国历史学家。他擅长运用通史演义体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阐述中外历史演义，做到雅俗共赏、博约兼顾、文史兼备、夹叙夹议，发人深省，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

近年来,中国汉籍在域外的传播渐为学界所重视.本文从朝鲜半岛的史籍、文人文集入手,搜集、梳理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传播的第一手史料,进行甄别分析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介入朝鲜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朝鲜人民不仅接受了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忠义观念,而且以此小说为模式,创作出一系列朝鲜小说.在朝鲜小说 史上,<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小说的衍变、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演义及其文体生成的佛经渊源

关于演义这一概念及其文体的生成,目前学术界认为是渊源自儒家学者对经典的阐释。本文认为,成为后世章回体小说代称的演义这一概念及其文体的生成,渊源自佛经,是由佛教法师向广大民众宣传佛经经义的俗讲发展而来:俗讲将佛经的文体传导给话本小说,话本小说又将自俗讲传导过来的佛经文体传递给讲史的平话,最后在讲史平话基础上形成演义体章回小说。     

试论《杨家将演义》作者的女性意识

本文论述了在明代“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下,《杨家将演义》的作者通过塑造一批神采熠熠、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群像,表现出他的肯定女性自身价值、赞美男女平等的先进女性意识。     

《三国志演义》取材蓝本与思想渊源新探

《三国志演义》的取材来源与思想渊源相当广泛,前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遗漏之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作新的探索,着重讨论唐宋诗文以及宋代笔记《容斋随笔》时《三国志演义》创作的影响。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后现代文论中文本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从互文性角度来审视 ,任何文本的构成都和其它文本有着层次不一、程度不等的相互关联 ,对历史小说创作来说 ,小说文本和历史记述文本更是有着内在联系 ,使历史小说创作既能够营造出历史氛围 ,又能使其叙述摆脱知识承传和传播的叙述限定 ,使历史人物从叙述中产生生命力。《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述中 ,以引用、暗示、合并、改写等多种方式成功地借用了《三国志》和裴注及其它小说文本的多种记述素材 ,使小说文本呈现出综合性形态 ,既体现出历史叙事的底色 ,更呈现出文学叙事的情韵。具体可从人物描绘、情节扩展和作品嵌入三个方面对小说的互文性特征进行初步考察与探索 ,从新的理论视角考察小说的文本构成形态     

试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与“按鉴”演义小说之关系

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长篇章回小说基本上是在按鉴演义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通鉴》、《纲目》在著述宗旨、结构体制、叙述方式等方面给予按鉴演义小说多方面的艺术营养,小说家们在汲取这些艺术营养之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创新。同时也应该看到,对《通鉴》、《纲目》的过分依傍,也严重地阻滞了历史演义小说观念的觉醒和发展,而这也是演义小说难出艺术佳构的一个主要原因。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