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里达的结构观

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充分展示了他的结构观和解构策略,这是其解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奠基之作,它的影响渗透在各国人文科学领域中。演讲通过对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的批判,表明了德里达对结构和解构的基本立场:拆解固定中心的旧结构,用解构的策略将旧结构转换为差异游戏的新结构。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是从内部拆解传统,它包括:一是反对意义僵化,借用旧概念的同时以双重表示、旧词新用等方式来进行概念重组;二是运用增补逻辑开发边缘因素的地位,模糊二元概念中的对立倾向,用游戏精神彻底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和重构新结构。     

无家可归的孤魂——试论鲁迅的精神心理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旧家庭的叛逆者。他渴望着理想与光明,但由于来自旧的营垒,又难以摆脱旧的文化传统与伦理感情的联系。他既背叛了旧的传统,又不属于新的时代。他"在"而不"属于"两个时代,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在现代作家中,他的思想性格最为丰富复杂、精神心理最为痛苦和孤独。鲁迅笔下叙述者"我"作为叛逆知识分子与作者本人在精神性格上构成了一种异形同构的关系,叛逆知识分子的反叛与妥协、决绝与眷念、绝望与抗争的思想和心理矛盾无疑是鲁迅的精神自叙传。     

论冯友兰晚年的政治意识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从未放弃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特别强烈,他晚年对历史现实的反思更为深刻.冯友兰先生的政治意识始终呈现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已成为他的思想学术的生命、灵魂,他的哲学与政治意识是完全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到了晚年,他更多地提到"旧邦新命",旧邦新命寄托了冯友兰先生的政治理想,也体现了他的道统意识.     

苏轼的敌人

苏轼一生中树敌甚多,他的政敌不但包括整个新党,也有不少旧党中人.事实上苏轼从未进入过旧党的权力中枢,但是他那名震天下的声望和直言无忌的性格不但使新党将他视同敌方的党魁,而且使旧党中的不端之士将他看成通向宰执宝座的最大障碍,从而不约而同地将他视若仇雠,对他进行无休无止的诬陷、迫害.如果说从友人的身上可以发现苏轼的某种性格特征,那么在敌人的身上就可以反衬出苏轼的这些特征.忠谠与奸邪、直率与狡诈、坦荡与阴险、善良与凶恶,这些互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往往分属于势不两立的双方.本文考察了苏轼的敌人以及他们视苏轼为敌的缘由,为我们深入观察苏轼的性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此外,才高招忌也是苏轼树敌甚多的重要原因.苏轼的敌人中不乏忌恨其盖世天才而由忌生恨的人物,这也为我们理解苏轼的才学和成就提供了新的视角.     

那些勤俭节约的富豪们

华人首富李嘉诚 2006年美国《蒙代尔》中国500富豪排行榜上,李嘉诚以1580亿人民币排名第一位。然而,这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却对自己的衣服、鞋子是什么牌子,从不考究。皮鞋坏了,李嘉诚觉得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穿,因此他的皮鞋一般都是旧的。一套西装,     

补交58年前的罚款

戴尔·克劳福德是美国休斯敦一名老人，今年已经81岁了。2011年12月22日，他在家中清理房间时，从旧照片中掉出一张票据，他戴上老花镜，凑在窗边仔细看。年迈的他看后大吃一惊，这竟是一张罚款单，金额一美元，日期是1953年2月3日，是交通部门开的罚单，罚款理由一栏写着：停车超时。他细细地回想起来，1953年，那是58年前的事了，当时他只有23岁。2月3日，把车开到什么地方了呢？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他不得不多花一些时间来回忆。     

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

鲁迅热望改革中国,并为此作出贡献。但他自认并非站在改革与革命前列引导方向的战士。他是从旧营垒中来,把不能改变"古老"的自我活用,反戈一击破坏社会的"古老",以此为实现变革尽力,即以绝望克服绝望。鲁迅对改革、革命的这一立场,源于其没有救世主的终末论性思考,游动于现实的本质为旧、但目标为新的自我,要为终末的到来将自己牺牲。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在思想上远离了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的现代性强迫观念,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又能从所有思想体系吸取营养,为自己赢得了主体性、自由性。鲁迅终末论立场形成于192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来自托洛斯基的革命同路人观点。     

冯玉祥的爱国道路

冯玉祥是一位“为民主而牺牲”的爱国将领。他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中,曾几度发生重大转折,“一生很坎坷,他经过清朝、民国两朝,从光绪、宣统至袁世凯,到孙中山北上,从与蒋介石结拜兄弟到反蒋抗日;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坚定的民主主义斗士”。冯玉祥为什么会由旧军人转变成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从“他者”中国看谭恩美的文化身份——解读小说《灶神之妻》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小说《灶神之妻》中讲述了女主人公雯妮在旧中国的经历,她对旧中国栩栩如生的描绘博得了美国评论家的诸多好评。然而通过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灶神之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说中的中国实则是作为"他者"而出现的,由此能够解读出作家所具有的认同西方文化的文化身份。     

顺乎潮流与时俱进--孙中山一生的重要特点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带来了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带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这是孙中山顺乎潮流,与时俱进的历史步伐,体现了他两次飞跃的历史进程,这就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     

创意生财

报纸是时效性很强的商品,家中的旧报纸往往只能论斤卖给收破烂儿的,要么就被顺手丢进垃圾箱内。可是却有人发现了旧报纸的新用途,把看来毫无价值的旧报纸,变成了备受人们喜爱的抢手货。这位改变旧报纸命运的人是法国的一名记者,名叫贝利,他有保存旧报纸的习惯。1975年的一天,贝利面对一捆一捆的旧报纸,突然想出一个点子:把旧报纸出售给与报纸同一天出生的人,这不     

大钞小钞

这天,他特别兴奋:终于想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了!一走进办公室,他就拍巴掌.同事们都抬头看着他.他笑着说:大家有小钞没有?我要一角两角五角一元的,新的不要,只要旧的,脏点更好!大家都瞪着他,莫明其妙.谁不想要大钞,要小钞还只要旧的脏的,太不可理解了.有同事说,我倒有不少,下午给你带来.     

清理你的家清理你的心

曾读过一篇题为《爱扔旧东西的美国人》的短文,内容大概是说,美国人喜欢新东西,不喜欢旧东西。一件新东西买来了,过不了几个月,不新鲜了,就不想让     

盖茨比的悲剧与美国梦的破灭

弗朗西斯·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美国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先驱。他的创作生涯恰好处于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富变化性的两个十年,这特殊的背景,使得他的创作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同时,也为他从特定的角度描写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无疑,这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爵士时代的桂冠作家”。     

此心安处是吾乡--论苏轼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

苏轼一生处于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夹缝中左支右绌、屡遭贬谪 ,但多年的流放生涯并没有摧垮他 ,反而加深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吸收融合 ,从而形成了一套不以谪为患、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的处世态度 ,为中国文人构建了一种可仕可隐、无适而不可的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     

关于旧中国的产业革命问题

《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发表了李湘同志“旧中国是否发生过产业革命”一文,他认为:旧中国不曾发生过产业革命,因为产业革命是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革命;中国虽然出现了近代机器工业,但并没有具备产业革命的各项前提条件,无由进行产业革命。究竟旧中国曾经发生过产业革命没有?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我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并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教。     

试论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改造中国,孙中山苦苦求索,认真探索、研究中国国情,执着寻求祖国独立、民主、繁荣、富强之路。随着对国情研究与认识的不断加深,他一步提高一步地提出了十四字纲领、十六字纲领——三民主义;在他的晚年,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和趋于正确,终于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孙中山走过了近四十年漫长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历程,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张恨水与新文学

张恨水是一位著名的章回小说家,是后期鸳派(鸳鸯蝴蝶派)重要人物。但由于他抱着改良旧小说的宗旨,在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作品不断进步,后期创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逐步挣脱鸳派的束缚,向新小说过渡,进入新文学的外围。张恨水向新小说过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他与新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新文学对他的评价又如何?搞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探讨张恨水的创作道路,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新文学的时代影响和改造旧文学的巨大力量。张恨水的创作可以“九·一八”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又可以1924年开始写作《春明外史》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后期则以抗战爆发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本文试图按照这条线索,探讨一下他向新文学学习的过程。     

对民主的反思——《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述评

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背景,说明了他对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文化的反思。随着美国大众民主的发展,民主社会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如何看待精英与大众、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分民主时代的政治家与政客？亨利·亚当斯通过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提供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