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无外物

印度的三藏法师自诩神通,他来到慧忠禅师面前,与他验证。慧忠谦仰地问:“久闻您能够了解人的心迹,不知是否属实?”三藏法师答道:“只是些小伎俩而已!”慧忠问道:“请看老僧现在身在何处?”三藏运用神通,查看了一番,答道:“高山仰止,小河流水。”慧忠微笑着点头,又问:“请看老僧现在身在何处?”三藏笑着说:“禅师怎么去和山中猴     

“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

《开元释教录》指出：义净三藏受帝王之命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之后，“帝御洛城西门，宣示群辟净（义净）所新翻并令标引。二年，丙午随驾归京。敕于大荐福寺别置翻译院处之。”在“御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无不明确指出：“大福先寺翻经三藏法师义净”华梵俱精，     

彭雪枫与八里庄战斗

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英勇殉国。岁月虽流逝,但彭雪枫同志的光辉形象却彪炳千古,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彭雪枫同志是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人,大革命时期,他投身“五卅”运动,参加北京南苑暴动。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的峥嵘岁     

宋氏菜用葛 成就“江南葛王”宋剑春

目前品质较好的葛根有“木生葛根”、“赣葛五号”、“赣葛七号”、“宋氏葛根”等,这些葛的特点是生长较快,产量较高。但由于这些葛根都含有少量纤维,基本只能用于加工葛粉、葛片等。为了选育一种超高产,特别是不含长纤维的葛根     

略论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

“说一切有部”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三百年(约公元前二、三世纪)从上座部分裂出来的一个重要派别,所谓“一切有部”是说一切法(事物)皆有自性,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一、说一切有部的三藏及论师说一切有部留下了丰富的经、律、论三藏,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玄奘从印度回国时,带回了大批佛经,属于说一切有部的经、律、论共六十七部。     

《诗·樛木》之“樛”“葛”意蕴生成考论

《诗·樛木》之“樛”、“葛”意蕴的生成过程大致可从三个层面着眼:一、“樛”、“葛”之本义的生成.历代学者和诗人共同参与这个过程,本着求是的原则,对“樛”、“葛”之本义进行严谨的界定与体认;二、“樛”、“葛”之象征意蕴的生成.历史地看,此过程毛诗一脉学人影响最大,他们的阐释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理想与期许,具有建构性;三、“樛”、“葛”之象征意蕴在诗赋中的拓展.此过程得力于历代诗人的传承与努力,使“樛”、“葛”之意蕴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积淀得愈加丰厚.     

陈毅的诗论——《中国当代诗论》之一

革命家在经纶之外以诗词为余事,抒情述怀,这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不乏其人。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陈毅同志就是突出的一个。他虽戎马生涯,却不废吟咏。正如臧克家所说:他“上马杀敌,下马吟诗”(《学诗断想·陈毅同志的诗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指挥员,同时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从一九二○年发表《伊》开始了新诗的创作;从一九二五年对郭沫若的新诗作出“气宇宏大,是有希望的”(《我们的生     

毕生致力于美的发掘和传播的沈从文先生

<正> 建国以后,沈从文一直从事文物研究,四十年间他独僻蹊径,为我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我国自古注重“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然而要为沈从文先生在建国以后这四十年的后半生“正名”却颇不容易.他的前半生(1948年以前)是“作家”,这是没有疑问的.至于他的后半生(1949年至临终)却似乎还没有公认的“名分”.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但似乎没有参加过多少社会政治活动,自然说不上是“政治活动家”;他虽以老作家身份任全国文联顾问,却又似乎既未被“顾”也未被“问”,且未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因此不能继续称为“作家”;萧离同志称先生为“考古学家”,先生后半生潜     

关于《论董仲舒思想》——与周輔成同志商榷

周辅顾同志所著《论董仲舒思想》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一版)把董仲舒的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批判,内容丰富,论点也基本正确。例如他指出仲舒思想是儒家思想,“他想建立一道统,使他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永久大法。”①又认为仲舒思想是代表“白衣”地主阶层利益,“反对特权贵族”,而且在这方面表现了较多的积极意义。周同志并同时指出,仲舒思想,“就其对后世言,其反人民一面,实是主要的。”这些基本论点我都同意。我认为周同志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一读。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论点,我却不大同意,现在提出来向周同志和其他同志请教:     

为了下一代——记离休干部董占锁老人

原运城地委委员、秘书长董占锁同志1992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担任了运城地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 本来是个“弼马温”式的闲职,他却当个正事来干,把“闲”变成了忙。他跑遍了运城地区的13个县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专车没有了,给行动带来不便,他就专门搭别人的顺车下     

关汉卿生卒年新证

因为史料不足,关汉卿的生卒年始终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已故的郑振铎先生把关的生年定在公元一二一四年;近年来甚至有同志把他的生年定得早到“公元一一九五年之后,一二○○年以前一段时间”;而已故的冯沅君先生却认为:“关汉卿即令年辈较早,总早不到金末,他的生年似应放在一二四○年左右。”因此,隋树森先生在他编的《全元散曲》里,才说关汉卿“然不知时在金世抑元世”。     

读《彭德怀自述》

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正气歌》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他在这次会上遭到错误批判以后,便悄然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深居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过着“闭门思过”的生活。1965年9月恢复工作,毛泽东同志委以西南三线建设付总指挥的重任。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在同彭德怀同志的淡话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甚至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他的“问题”应该算是已经结束了吧?孰料1966     

鄂温克民族灵魂的雕塑——论乌热尔图“森林小说”中的猎人形象

年仅三十四岁的乌热尔图,是活跃在当今我国文坛上的一个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他的“森林小说”异军突起,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比较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等同志称赞他是“聪慧的文学猎人”①、“背着猎枪的作家”②、“蜚声中外的文学新星”③.一九七六年以来,他发表的二十余篇小说,几乎有二分之一分别获得各种文学奖.他是继王蒙之后,又一个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三连冠”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乌热尔图的创作时间不长,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他饱     

论吴承恩《西游记》对《取经诗话》的继承和发展

<正>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是现传最早叙述唐僧取经故事的话本。有人认为:“此话本不是吴承恩《西游记》的蓝本,”断言“此话本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①。还有人甚至说:“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似吴承恩未知其书,对之无所取裁”②。     

从文艺批判向政治宣判的蜕变——论1955年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五年 ,一个追随革命几十年的名叫胡风的文化人 ,怀着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急迫而真诚的愿望 ,郑重地向有关部门呈送了一份灌注着他多年思考和心血的洋洋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他并不是公开发表 ,只是供领导同志参考。这位执着———执着得近于固执 ,真诚———真诚得近乎天真的文化人 ,根本不会想到 ,这份“意见书”会为他带来天大的祸患 ,竟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被认定为组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革命集团” ,而他就是这个子虚乌有的“集团”的头子。面对这个他难以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严峻现实 ,倏忽间 ,他仿佛…     

回忆吴天石的办学思想和领导艺术

吴天石同志是苏州大学前身——江苏师薄学院的筹建人。他在我校工作不到两年,但他那可贵的精神、品质、作风和才情,却深深地教育和熏陶着我们,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本文通过对天石同志办学思想和领导艺术的回忆,纪念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二十周年,缅怀他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战斗一生,并借以推动当前的教学改革。从教学改革入手提高教学质量江苏师范学院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建院以后,天石同志根据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和师范学院的性质与任务,在继续加强师生员工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抓教学改革,     

李大钊同志殉难五十一周年祭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反革命的腥风血雨洗劫中国。四月二十八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同志,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刑架下,凛然不屈,英勇就义。“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李大钊同志虽然被反动派杀害了,然而,象一棵挺拔的青松,傲霜经雪,越发夭矫。时过五十一年,今天,我们重温当年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遗篇,学习他的革命业绩,仍然不能不深为他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精辟见解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所感佩、鼓午和激励。李大钊同志殉难时,年仅三十九岁。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他短促的生命之花,却     

指鹿为马,真的不对吗?

秦朝赵高同志通过认真钻研医术和拍马本领成为一代名相。他的光辉形象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奔着理想去奋斗,但是,“指鹿为马”一事却使他身败名裂,成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代名词。今天,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指鹿为马”是一门高深的法     

重新评价胡适红学研究的历史贡献

<正> 今年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先生举行学术庆贺会。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俞平伯和他的红学研究的贡献,已有若干同志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并在一些主要方面基本上澄清了一九五四年的“批俞运动”被混淆的问题。这是双百方针在红学界得到贯彻的重要标志,是令人鼓舞的。然而,作为“新红学”的另一位奠基人胡适,他的《红楼梦考证》等著作的历史贡献,却由于他后期政治思想的反动性,至今尚未得到实事求是的论定。虽然这几年陆续有一些同志在红学史专文或专著的有关章节中对这些问题有所论述,但不少     

李达同志生平事略

我校老校长李达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遭到残酷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含冤去世,终年七十六岁。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手迹。一九八○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李达同志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二○年李达同志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一九二一年参加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代表出席了“一大”,经选举,担任党中央的宣传主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史学、法学理论进行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抵制了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坚持了正确的观点。他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教育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一九八○年十月是李达同志九十诞辰。《李达文集》第一卷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校广大师生职工深切怀念李达同志。这里,我们选辑了李达同志生前部分留影、手迹、遗著片断和我校一些教师的忆念文字及座谈纪要,藉以纪念敬爱的老校长李达同志。由于编选时间匆促,疏失必多,祈读者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