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规划权力规制研究

纵观西方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无不采取市场导向模式,即政府干预、控制越来越少,政府在规划中的干预仅限于保障土地市场的正确运行。因此,土地利用规划权力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应当从完全协调的行政管制模式向去集权化的市场治理模式转变。从政府规划权限标准来看,政府应当在土地利用规划中采取有限干预;从政府介入规划手段标准来看,政府应当运用激励性管制机制;从规划主体地位标准来看,在土地利用规划权力行使中需要规划主体与相对方双方平等协商,从政府权力制约的标准看,应当从实体加强对规划权力的实体控制和程序控制。     

经济法视野下的“毒奶粉”事件之思考——兼再论“转轨经济法学”等类似观点不可取

"毒奶粉"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特定国情下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经济法价值理念急需转型,避免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经济法价值理念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仅仅满足于克服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功能,更要满足于前瞻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的出现,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转型的经济法价值理念,构建和完善市场规制制度和宏观调控制度,以解决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合理设计政府权力,解决权力对谁负责的问题;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法治化等.通过制度性障碍的思考,以此从根源上遏制或减少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的发生.     

水权及相关范畴研究

水权制度是我国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之一。本文着眼于水权理论、立法以及实践中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从学理层面、立法层面以及实践层面对水权及其相关范畴展开研究,并通过案例分析,对现行的一些观点做出尝试性评介。我们认为,由于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水权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实践中应该是指取水权,它包括取得水体权、取水转让权以及受益权等权能。在水权转让中,转让人在享有取水权的前提下,根据法定的条件和程序,以协议的形式有偿向受让人转让取水权,从而移转水资源利用的权利。     

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小产权房现象和地王现象是中国两种不同所有制土地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低价征地和高价出让拉大了城乡的贫富差距,滋生了权力寻租的土壤。通过对集体土地从法律、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现状分析,并利用经济学的古诺模型对不同管制下的城乡土地市场进行研究,提出了城乡土地统一利用规划和建设管理,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的设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

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是经济法的基本分析范式,本文以国家干预观和市场调节观作为两条主线,以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两大经济思潮的理论演化为论述起点,在实践层面,分析评价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并进行了反思;在理念层面,阐释了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法律的理论命题;在制度层面,提出了对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整和微观重构的理论构想,旨在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进行系统解读,寻求经济法的合理内核,实现国家干预权的正确行使.     

农地流转的博弈僵局与制度破解——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视角

我国农地流转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复杂利益关系使农地流转陷入博弈僵局:流转制度供给不足,博弈环节纠纷发生率高悬;流转市场尚未健全,缺乏相对独立的公益性中介;农地产权主体缺位,地方权力在流转中干预过度;新型主体生长乏力,多重权利引发投机行为。欲破此僵局,应强化农地流转制度供给,列举清单规范利益相关主体的责权行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积极引入第三方平台作为流转媒介;高效推进落实农地确权,以农村金融促进农地资源的资本权益化;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方式,大力培养合格的农民本土创业者。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配置的法治化及其实现

为防止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失范,把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配置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在法治化的目标和原则下进行考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原始配置和不同种类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具体配置都凸显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有必要进行规范和改进,以完善法律的内容和规范制度的建构。保障该权力合法、适当的运行和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     

经济调制权构架分析

从调控权的性质分析入手,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二元假设出发,分析论证经济法对调控权的规制必然引发控权和扩权的冲突,从而进一步分析合理的调控权结构模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调制权运行过程中,权力的冲突和制衡不可避免,寻求权力的规范行使,才能缓和两者的矛盾。     

经济法视域下: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均衡——以Uber等互联网打车平台为展开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这对矛盾主体。政府的权力越大,干预市场的作用力越强,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的权利越没有保障;反之,过度自由竞争同样也无法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但是“权力与权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政府权力与早期市场主体已形成利益垄断结合体的情况下,市场的新参与者便可能受到来自政府干预和原市场竞争主体的共同打压。本文结合Uber等互联网打车平台对中国传统出租车市场带来的震荡,以权力—权利的互动博弈为研究路径,通过分析解构“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质”“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特质”等方面的权力、权利及其互动态势,阐释和论证经济法视域下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均衡。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网络的权力与权力的网络:论网络平台的权力生产

网络平台链接了现代社会主要的行动者,并集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超级媒介,对权力生产与社会权力格局造成深刻影响。基于对数字网络进行塑造和控制的丰富方式,平台掌握了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控制权、网络建构权等四种权力形式。为了在更广泛的数字网络中连接个人、组织、资源和思想,网络平台通过纵向发展,强化了内容控制力、数据掌控力、市场支配力;通过横向发展,强化了对各类资源、资本的组织力与整合力;通过多元发展,强化了行为规范力与认知影响力,从而建构出立体化的权力网络。平台权力在技术性权力、组织性权力与认知性权力等属性上,具有传统媒介权力的特征,但也表现出网络性、智能性与超国家性等新型属性特征。网络平台拥有的权力源于其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是基础设施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基础设施化必然产生的结果。     

过程与效果:刑事案件审核机制之实证研究——以侦查程序为中心

加强侦查权力的控制是当下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既有研究对实务关注不够。案件审核制度是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权力进行控制的重要制度。该制度在控制和规范侦查权力行使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受整体政治权力结构与固有认知框架的影响,现阶段的控权功能还较为有限,应加以完善,以推动侦查法治化的进程。     

农用地变更许可的法权表达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4条确立的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是从程序层面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保障。变更农用地用途管制须遵守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这由此确立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制度。在法权逻辑层面,应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行为归结为农用地开发许可法律制度的范畴。以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法律属性来定性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可避免农用地转用审批这一事实行为游离于法律思维之外,而处于文本层面的灰色地带。     

司法权的强制性与强制执行权

司法权的强制性是由其国家权力性质、权力运行的系统性以及判决内容和诉讼架构的特点决定的.司法权的强制性决定了强制执行权的司法权属性.因此,应当建立以法官为权力意志主体,以法警为实施主体,以书记官为法官辅助的新的强制执行权运行机制.现行法律规定的执行员制度和在强制执行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执行局体制都是对强制执行权性质认知的背反.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改革方向探讨

土地改革的方向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能否顺利完成。而近期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主张赋予农民土地完全的产权、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高于用途与规划管制的"土地绝对私有化"观点,并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对土地改革的要求,并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征地拆迁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现行土地制度及其衍生的征地拆迁制度本身,而在于配套制度不完善、约束与管理不到位、征地拆迁没有法治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改革的方向,应是在坚持现行土地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基于"涨价归公、地利共享"的目标取向,对其进行技术层面的修补。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完成,土地制度的最终方向是实行城乡土地所有权的单一国有化和使用权的私有化,在符合用途和规划管制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制度钟摆及其演变机制——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土地开发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是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焦点。该制度经历从对农民赋权到限权再到赋权的轨迹。渐进性改革中存量与增量机制的互构形塑了上述钟摆现象。存量机制是土地公有制及城乡二元产权结构。增量机制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赋权。国家借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制度的效率问题,引发国有地权和集体地权相关方的博弈,进而促使国家调整存量制度中国家与农民的收益分配模式。当前,农地新政很难绕开限权制度的制约而完全实现赋权于民的目标。这源自社会产权未完全发育、国家权力高度嵌入土地市场的路径依赖。由此,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国有和民有方案是否兼容,而在于权力嵌入下社会产权的重构难题如何被克服。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法解读

爆发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阴霾依然肆虐各国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之中,经济格局和制度重新建立之际,对其危机重新进行深刻反思,以其从根源出发寻找内在理论之机理,寻求最优制度之模式。本文以分析金融危机爆发深层次原因为起点,指出市场三缺陷和各国政府的调节失灵是根本,进而对各国救市措施进行机理分析,其实质是运用国家调节三方式对市场缺陷和国家调节失灵再弥补,为保障调节三方式实施所颁布的经济法其属性也属于经济法体系三构成。     

土地利益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研究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如何从法律上构建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制度,又是个难点问题。实现“公平分享”必然伴随一个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过程。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应以机会公平为切入点,从明确权利、限制权力、宏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三层面进行构建。这一法律制度的实现是可以用经济性标准和社会性标准去评判其优劣的。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论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

范畴是一个学科得以生成与长久发展的基石.相对于其它法学学科,经济法学对其范畴的研究还相当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制度构建与经济法学作为独立法学学科的理论构建.经济法基本范畴的研究应当立足于其逻辑基础和内部构造,在此前提下可将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归纳为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市场公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