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正义论证范式的一种转型——奥特弗利德·赫费的交换正义性评述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配正义性讨论不但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而且在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也形成了很大影响,然而随着正义问题探讨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分配正义性概念本身的不足及论证程序上的缺陷.为了给社会正义论证寻找新的途径,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德国哲学家赫费提出了"交换正义"以作为正义论证的一种新选择.他在理论上进行细化,把正义概念分成三层次四类型;在论证中援引了一些新资源如劳动理论;而在结论方面解决了一些分配正义遗留的问题,如正义的来源、政治的道德维度以及代际正义等.     

论威亚尔达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变”与“不变”

霍华德·威亚尔达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随着其调研的深入一直在"变",从最初发展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变为发展主义理论的批判者,他认为发展主义理论是一种种族主义,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实,非西方国家应基于自身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来构建本土发展模式。随后,他从文化解释视角提出了适合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东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模式,以及基于政治文化视角和利益集团视角构建的法团主义理论,成为非西方国家实行官僚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威亚尔达又提出一种修正的发展主义,他对非西方国家民主的定义更加宽泛,建议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方式将发展主义、依附理论、法团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理论,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但威亚尔达始终"不变"的是对西方民主的认可,尽管对发展主义理论有批判,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这一理论,在时代背景变革的形势下他又重新对发展主义进行了修正。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政治发展陷阱与政治发展资源——国家能力理论视野下的政治转型与政治发展

强调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自主性的国家能力理论,事实上把新兴国家推向了危险的政治发展陷阱: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巩固日趋依赖于政策表现.这种政治发展理念因而成为新兴国家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新兴国家要充分挖掘并发挥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为重点的政治发展资源的作用,广泛宣传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形成对国家认同、目的、意义和发展战略的普遍共识.     

论全球政治对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影响

全球政治是一种与传统国际政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政治主体多元性、政治问题广延性、政治权力分散性、政治规制合法性和政治过程妥协性。全球政治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它促使各民族国家政治价值普适化、政治模式多样化、政治运行法治化和政治主体合作化。在全球政治背景下,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实际上也加快着整个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的建构

政治共识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又必定是民众具有高度国家关怀意识的国家,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长期的成长性。面对国家关怀意识淡化导致的政治共识缺失的现状,中国要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必须以凝聚国家关怀意识为突破口,逐步重建政治共识。     

政治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必要性、普遍性和功能分析

政治修辞是客观的政治现象,它是政治权力得以发生实际影响的重要条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政治学范畴之一.政治修辞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途径,是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哪里有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哪里就有政治修辞.政治修辞在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获取和维持政治合法性,进行政治动员,建构政治现实,实施政治欺骗,反映政治文明及其发展进程.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

身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有久远的思想渊源,而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身份政治则有其特定内涵。这一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变迁的结果,主要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身份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运动,以及左翼学者从身份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关。身份政治的内涵又在时代环境变化和内生变量作用下发生变迁。21世纪以来,"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其演化,促生了一种较传统身份政治内涵发生部分逆转、主张权利方式更加激烈、诉求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的新身份政治。新身份政治蔓延带来了"新部落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使其面临的政治认同困境更趋严重,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制度根基及其协调运转的政治环境由此受到破坏,导致"对抗与分治"的西式国家治理逻辑走向异化。这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全球化多方位冲击和挑战与国家政治转型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其进一步发展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此,国家必须把新的内容纳入其政治范畴,实现适应全球化诉求的政治转型,这既是政治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更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举措。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政治稳定发展研判:国家治理的视角

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启动了制度转型历程,实现了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耦合关系的建构。阿富汗国家治理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尽管在改善政治环境、加快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秩序恢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仍未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是政治权威性不强、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动荡不安。从国家治理的视角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战后阿富汗重建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而且可以对2014年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政治稳定发展前景予以研判。     

葛兰西国家概念的政治伦理学诠释

20世纪70年代以来,"葛兰西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近年来,似乎再度出现"葛兰西热"。各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市民社会与国家、阵地战与运动战、政党理论与自治思想,以及如何评价葛兰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然而,对葛兰西的国家概念,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从知识分子问题与国家概念,霸权、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形式等方面对葛兰西的国家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对葛兰西的国家概念进行政治伦理学诠释,可以塑造出葛兰西作为一位政治伦理思想家的形象。     

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

明代民众诣阙上诉蔚为风潮,诉访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中,民众控告官员罪行、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等诣阙上诉行为多能得到明廷允准,并根据上诉事宜,因事制宜、规范程序,惩治贪官、以示警戒,受理陈诉、除弊兴利,转送推诿、不予受理。诣阙上诉体现了明人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着精神,蕴含着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虽然明代诣阙上诉存在诸多局限,但仍是明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肃清吏治、监控社会的重要途径。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民主政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本质属性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出发,分析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本质,论述了民主政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本质属性.     

封建国家对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及其影响

现代西北民族地区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始于封建国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封建国家时期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就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自两汉至清各代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实施政治统治的结果,在政治统治过程中,封建国家也实现了西北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对西北民族政治现代的发展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转型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转型社会这一角度来探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型关系,并在政治国家至上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转型和主体力量的转换。本文认为,国家至上,政治国家优于市民社会,即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要干预市民社会,要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型关系的主体力量．特。县转趔社会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确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保障个人的良知自由。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是国家和个人所共享的,国家是社会的大脑,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同胞为敌。     

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于对大涌商会的个案研究

关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存在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两个争鸣的范式.本文通过对大涌商会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企业自发组建和自愿参与的经济社团的发展并未走向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而是表现出典型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虽然在服务会员、行业自律上,大涌商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经费来源、人事安排、职能履行等问题上,它对地方政府又存在组织性依附,因而具有服务会员和协助政府的二重性.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