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受与推演

卢梭思想传入中国后,在晚清中国思想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梁启超亦深受影响。1903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与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西学思想的奠基性内核即自由理念与国家观念,仍有拭不去的卢梭烙印。卢梭学说无疑是推动梁启超思考"自由"内涵及其与"法律"关系的一大思想根源;梁启超将自由视作一种绝对权,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奴隶道德相对立的新道德,其思想理路的来源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唯理主义对于自由内涵的道德化转换。梁启超"国家进化论"三阶段说源于伯伦知理对"国家"形态发展历史的观察,他糅合了伯伦知理国权论思想以及自身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理解,并将卢梭对"国家"源起的原理统摄其中,建构了以进化史观为历史演进阶梯的"国家进化论"体系。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

进化论传进中国后 ,对现代作家的宇宙观、历史观和时间观以及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以作家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为中介 ,进而影响到他们创作的文本 ,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中 ,出现了光明与黑暗、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冲突 ,以及在这种冲突中前者必然战胜后者的“光明的尾巴”式的叙事与结构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景观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及其学术评价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晚清至五四：进化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变革的影响

进化论思想在晚清至五四中国新文学的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作为近现代中国"积极反传统"的理论资源,有力地促成了新文学的"发生";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华夷"和"古今"观念,直接影响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不同个体对进化论思想的不同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酿就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     

“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

"天下"这个术语既有自己的历史演变,又有文化哲学的意义,"天下"不仅仅有地域和空间的含义,而且也指涉着形而上的道德建构意义。对"天下"历史含义进行梳理,可以明确"天下"意义的衍变不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宇宙构想、道德信仰、自我认同,而且彰显了近代中国社会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衍变的历史过程。同时,"天下"宇宙观的消解打破了中国人一统天下的时空观念,"儒教中国"正日益失去其活力,民族国家的意识正日益增强,从而为新时代的"天下"观增添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内容。     

由天道走向人道——论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道德化解读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影响深远又纷争不断的事件。以严复、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学者对进化论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严复强调任天为治,又强调以人持天,天道与人道呈现出双重结构。梁启超合群竞争式的进化理论,强调的是人治与天行的抗争。孙中山借用互助论来限制进化论,提出互助进化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人事胜天。天道人道之间,学者们一致走上了对人道力量的强调,尤其是对道德力量的强调。这与近代"道德救国"的思潮走到了一起。     

《故事新编》手稿中的进化观与柏格森创化论的关系——以《补天》为中心的探讨

《故事新编》手稿中白话改文言、或手稿本与初刊本文言白话混用等现象,某种程度上印证并补充了诸多学者对其文学作品中进化观矛盾性的讨论。以《补天》为例,首先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在其中实处于核心的位置;其次,正是鲁迅在对"未来"观念上的不明确与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对"未来"的确定的盼望不一致,导致鲁迅未能在此文中一以贯之地运用柏格森创化论的视角;再次,鲁迅对进化论与创化论带有怀疑的复杂态度,并未引他走向彻底放弃进化论与创化论的立场。把进化论归诸殖民问题,或归诸革命与政治语境下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发展进步论,有失笼统。而借手稿文本来勘探,可以更精确地定位并描述其谱系来源、发展及属性特征,分辨其中的能动性与主体性问题。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游美期间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宗族自治,中西自治精神大相径庭。族制自治与市制自治成为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主线。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近代知识界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城市自治之上,争取从实现城市自治的途径寻求国家社会政治的改良     

吸收与创见: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受各种因素影响,前后变化明显,而且涉及的层面和内涵也不一样。作为一种认识论和发展观,他的进化论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吸收了"公羊学说"、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又经由对日本、美洲、欧洲等社会的观察和认识,融会贯通。他的思想形成的路径,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心灵的阵痛和调适。     

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

在研讨康有为辩证思想的众多论著中,许多哲学家界定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糅合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庸俗进化论社会观,这一论点几乎覆盖了所有中国近代史著的空间.如果我们对康氏的哲学观,辩证观和历史观作一全面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康氏并没有在变易的河边止步,也没有在庸俗进化的山前徘徊,而是突破了变易论的城池,向全变论的层面攀登,涉过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走近创造进化论的新岸.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构与建构:近代天下观向国家观转变历程解析

中国近代以来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转变是一个破旧立新、解构和建构同时进行的一体两面过程。一方面是中国中心天下观一步步解体,另一方面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观逐步确立。西方史地知识的传播,带来国人世界观的改变,触动天下观向万国观转变,但是中国中心的主体地位犹存。国际法知识的广泛传播和运用及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促使国人的国权主权意识逐渐凸显,中国对藩属国完全失控后,中国中心的观念瓦解,以国地、国权、国民为核心的国家思想成为思想界的主题,民族国家思想渐趋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无圣、革天的主张,终致天下观的思想根基彻底瓦解,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思想中对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等国家思想进行系统阐述,中华民国的建立及之后一系列建国纲领文件的颁布,是对民族国家思想的重要践行和落实,标志民族国家观完全确立。     

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

中国人一开始就是在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理解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并不构成中国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障碍.构成难以接受社会进化论障碍的是19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有过两次与社会进化论相关的“强弱论”问题的讨论.参与这两次讨论的王韬,主张以“用强”的立场应对西方的挑战,但他最终也未成为社会进化论者.象王韬这样的直接参与传教士西学传播活动的知识精英,不能以先驱者的姿态对在西方有广泛影”向的社会进化论以积极的理解,并主动予以传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就无庸置疑地被推迟了.     

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研究

本文论述梁启超思想中的“进化论”,决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内在差异恰恰体现出中国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