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

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乡村的社会关系。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乡村社会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乡村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只要有社会变迁,伦理转型就会发生。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只要称其为乡村,乡村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种种变化。解释与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本质特征。     

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现代化所需的巨量资本压在了仍停留在糊口生活水平的小农身上,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以及新式教育亦以国家强力向乡村挤压。在现代化的种种压力下,小农生活陷入贫困的深渊,乡村内生的自治资源受到削弱而新的行政整合机制亦带来了基层政权的“痞化”,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新式教育机制未能成功地在乡村落地生根。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研究

本文着重阐析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目前面临着现代社会资本相对短缺等问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应进行传统社会资本的转换,培植现代社会资本,并且通过新型治理、民主观念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乡村建设——以培田社区大学为例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造是衡量社区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现代化对农村社区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在农村社区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社会资本的重建。通过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一个具体案例,结合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乡村建设中的文化活动与社会资本重建和积累的关系,发现,农村社区文化活动不仅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公众参与度、信任度,同时也有利于农村社区传统价值观的重塑,进而提升农村社区的能力。     

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一个引入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

本文的主旨是在中国乡村社区的环境中提出一个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方法,希望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建构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维度,包括关系、结构与认知三个维度,讨论了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在对汶川震后乡村社区调查数据分析后,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到了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指标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现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相互影响,而前者对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后者则没有影响。     

论共生思维

共生思维,是陷于困境的西方传统本体思维转向伦理思维的合理进路,亦是现代社会存在的真切“守望”。它要求人们站在一种全新的理念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之间更加合理的生活和安身立命,由此需摆脱非此即彼的对立型思维,养成互补双赢的共生型思维。     

以村规民约“接引”现代公民道德——基于浙江省Q市的考察

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乡村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既改变了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乡村社会和外部大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关系的这种改变,一方面引发了作为“地方性伦理”的传统村规民约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则呼唤着培育与确立现代公民道德,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由于存在文化堕距,现代公民道德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通过对浙江省Q市多个村庄之“村规民约”的考察,发现传统上作为地方性伦理的村规民约的内容虽然大多已成为明日黄花,但是村规民约的形式却可以用来、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在发挥着“接引”现代公民道德的作用,换言之,当“村规民约”的“旧瓶”装上公民道德的“新酒”,它便可以成为把“村民”培育成现代“公民”的一个有效手段。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

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促进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

乡村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可以大大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社会生活,奠定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管理困境与出路——定县(定州市)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

中国农业社会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乡村管理制度,在近代以前的大多数历史阶段,乡村的管理都不是显性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渐丧失,在乡村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以前,乡村社会的管理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先,农业财政地位大幅度下降使传统社会的"体国经野"行政模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乡村行政陷入困境;其次,乡村组织程度滞后造成了乡村法制困境,乡村人口流动造成了乡村法治困境;第三,社会结构转型导致资源"城市化",使乡村精英趋于流失,乡村财政趋于枯竭,乡村自治也陷入困境。这说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机制正在"必然地"显性化乡村管理问题,我们必须探索非市场手段使乡村管理走出困境。     

论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治理危机和治理之道的变革。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资本的危机。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危机则是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结构断裂性危机。因此,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不仅是消解社会资本危机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行治道之变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新路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历史进程,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加速了转型并使其有了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新路径与目标。     

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分析

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社会资本"和"社会动员"备受中国学者关注,但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这一问题。当代中国的新媒体在城市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辨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城市动员与新型城市动员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构建以诚信为重要内容的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各学科重要的解释范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转型期权力的过多参与,形成了我国社会资本的现状。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向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信”浊流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无疑为构建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提出了挑战。     

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储量的考究

近年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熟人社会的研究中,多将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等传统要素界定为社会资本,甚至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混同使用,从而造成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测评的混乱和结论的失真。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探究,对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以及对有关熟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尝试提出了"类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经过重新审视,"类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并且储量很高。"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