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上海”的“另类”身体——对《良友》画报图片中身体的考察

创刊于1926年的《良友》杂志以其图像为主的报道空间成为了形形色色的不同身体出演的一处舞台。学者李欧梵曾在他著名的《上海摩登》一书中对《良友》杂志有过极富创见性的分析,但李氏的论述集中于都市现代性及消费文化的考察,即只关注到＂舞台＂上的＂摩登＂身体而遗忘或曰遮蔽了另一维度的异质性身体：苦难与暴行中的身体/尸体。因此应当重点考察《良友》中这一＂另类＂身体,以期为那些不被言说的身体发声。     

“赋比兴”诗学话语与《良友》画报中的“抗战”书写

《良友》画报的“抗战”书写在践行“救亡图存”媒介担当的同时,将传统中国“赋比兴”的文艺观融入图像文本,实现了传统文艺观与图像符号互文化的叙事景观。《良友》的抗战报道从图文互动下的直接叙述、形象思维的图式化呈现和民族意识的内在唤起三方面体现出“赋比兴”的编写思维。“赋”在画报中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叙述“地基”;“比”在画报中以比喻比类的设置为读者展开了关于“民族抗战”的想象空间;“兴”在画报中则通过诗意配文与富有张力的图像报道唤起读者的爱国情思。如此形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成就了《良友》画报关于“抗战”的视觉书写,在唤起民众家国意识与抗战信念的舆论宣传、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路人，你到斯巴……》中的“感知”和“自我”

以海因里希·伯尔的短篇小说《过路人,你到斯巴……》中身体感知为出发点,借助感知的理论解释模式来考察具体的身体感知在“自我”形成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身体·职业·革命:《女子月刊》的“时代新女性”想象

1930年代,随着民族救亡思潮的勃兴,女性“健而美”的身体塑造成为时代进步思想的重要诉求。《女子月刊》呼应时代思潮,号召女性强健体魄,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针对“摩登女性”的华而不实,刊物用职业女性的概念为“新女性”重新赋形,意指女性的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左翼力量的加入强化了《女子月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革命女性作为民族危亡时代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范型,以新的形象进入《女子月刊》的召唤视野。女性形象在“时代新女性”的结构链上,体现出与时代主潮相呼应的进步逻辑。     

在“排他”与“包容”间行走——《新青年》中的“读者论坛”栏目研究

一、“读者论坛”栏目的开辟与发展状况“读者论坛”栏目的最初登场是在《新青年》第2卷的第1号(1916年9月),也就是在这一期,《青年杂志》才正式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在第2卷第1号的启事中公布以下信息:本杂志自第2卷第1号起新开“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     

小沈阳：与妻子春阳的爱情“二人转”

2009年2月9日，舞台上一直以男扮女装闻名的小沈阳终于展示了“纯爷们儿”的力量，凭借《不差钱》荣获春晚相声和小品类的一等奖，成为新一代的“小品王”。走下颁奖舞台后，小沈阳第一件事就是在拥挤的祝贺人群中找寻，发现沈春阳后，他不顾周围的目光，动情地用双臂紧紧拥住了妻子娇小的身体：“春阳，我完成了一个梦想，一个一直以来的梦想，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支持，没有你，我不可能站在这个新的舞台上!”     

关于“中国诗坛”派的思考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诗歌流派,常常围绕着一种刊物而形成,也因此以刊物而得名,诸如“新月”派就因《新月》杂志而得名,“现代”派就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七月”派就因《七月》杂志而得名.沿此命名法,我将1937,8—1941,1几年间相继存在的《高射炮》、《五月》、《时调》、《中国诗坛》、《战歌》等五个诗刊的诗人们形成的一个诗派,称为“中国诗坛”派,这是一个坚韧性极强、倾向性始终如一的诗派.“中国诗坛”派,源远流长.1928年,郭沫若的诗集《恢复》的问世,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实绩;30年代初,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的兴起;1932年,中国诗歌会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成为强大的自觉的诗歌运动.“中国诗坛”派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的继起     

《牡丹亭》新论:杜丽娘的性格重塑与“游”的文化传统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经历了一场性格转变.在她转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惊梦》一折中的“游园”部分.联系自古以来“游”的文化传统,通过对《牡丹亭》尤其是《惊梦》一折的文本分析,再考察汤显祖的至情思想,可以发现“游”的文化传统在杜丽娘的性格塑造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谨防“轻阅读” 变成“飘阅读”

最近，“轻小说”的概念频频出现于网络媒体上，有的网站，将一批80后甚至90后作家主编的杂志，通称为“轻小说”、“轻杂志”，比如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明晓溪主编的《公主志》，郭妮主编的《火星少女》，江南主编的《幻想1＋1》……可能是因为它们大多开本小、一手便可掌握，翻阅起来极为轻便。然而，这些杂志拿在手里，阅读完毕，倒有一股“飘”的味道。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一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在《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中,王念孙多次谈到“乘”字,其基本观点是:“乘     

“旋转飞升的陀螺”——《长沙白茉莉》的摩登、欲望与革命叙事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长篇小说《长沙白茉莉》再现了“大革命”失败至1930年间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多重面相。在重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与都会传奇上,消费型的物质文化、“颓加荡”的欲望风习及对“青帮”形象的塑造等开拓了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在对一代怀揣“上海梦”的青年的情爱体验传达上,上海摩登欲望视野下的各式女性挑战传统男女情爱伦理关系,呼应享乐主义性观念的变革等,传达了身陷欲望“围城”的一代青年的人生困境;主人公赵克明历经考验最终拒绝上海摩登而选择革命,以此作为一般意志不坚的革命青年遭遇上海摩登的声光化电之后的超克之道的叙写法极有深意。黄仁宇的历史想象丰富并大大拓展了现代时期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     

身体:“想象的起点和终点”——《身体课》与《身体活》的互文性阐释

当前的“身体热”与文学市场化、图像化、娱乐化、媒介化、欲望化等消费文化症候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互文、互视、互介及互动关系,探索身体写作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和审美文化动向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身体隐藏着文学艺术太多的秘密.关于这一点,秦巴子的小说《身体课》和彼得·布鲁克斯的理论著作《身体活》就是生动的例证.两者都是探讨身体命题的精妙文本,但《身体课》采用的是不断重述身体故事的手法,使眼耳鼻等身体各部位之间的叙述文本互相阐释、互相生发,共同构成了一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身体课”之“互文性词典”.《身体活》则以卢梭、巴尔扎克和马奈、高更等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并以此对身体欲望激发的互文性和互视性叙述进行了心理分析式的解剖.     

《百喻经》“我”“尔”“他”研究

考察《百喻经》中“我”、“尔”、“他”三个代词的历史演变情况,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揭示这三个代词的特色和历史地位.     

试论《金陵十三钗》之“情色”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所引发的争议中,“情色”是一个关键词.须知,并非有关“性”的叙事就等同于“情色”,“情色”的关键是男女性关系中女性人格的异化.在影片聚焦于“性诱惑”与“性暴力”的叙事中,女性身体意象呈现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男性欲望化对象.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弱化缺失正是“情色”生成的主要原因.女性身体在影像中的欲望化表达是由男权中心文化的视点所决定的,对《金陵十三钗》的剖析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所置身的文化环境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与批判力.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两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     

以拉康的主体理论解读《觉醒》

《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埃德娜不满足于她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现状,于是尝试着在身体欲望的解放和浪漫爱情中探寻一种新的自主的生活,但最终却走上自杀的道路。从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来看,埃德娜经历了以下三个层面的心理历程：试图摆脱象征界大写他者法则所界定的社会化的角色,沉迷在想象界中身体感官的愉悦和爱情的幻象,面对实在界主体结构中心的“空无”,走入大海,试图回到生命最初的他者——母亲的怀抱。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一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文章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2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情怀所替代。     

值得关注的“小杂志”

我在首发的《开卷文丛》中，发现有九十高龄的王辛笛先生的《梦馀随笔》。在《梦馀随笔》中，又偶然发现作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小杂志与新精神》这篇文章。我们因此知道，所谓“小杂志”完全不是开本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文艺精神领域的标示。上个世纪前叶的欧美国家的“小杂志”，是关注文艺新人新作的、可以不发稿费的一种杂志，编者和投稿者都不是为了求利的动机而存在的，双方都可以不在乎杂志的发行，可以说是毫无功利性；     

“致福”有待于得“道”——《庄子&#183;逍遥游》主旨新论

关于《庄子.逍遥游》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但自近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它主要讨论精神自由的问题。本文在考察“待”字含义的基础上,从“自由说”商榷、《逍遥游》的结构、《庄子》一书的整体内容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庄子.逍遥游》的主旨。笔者认为“致福”有待于得“道”,才是《逍遥游》的主旨。“逍遥游”就是求“道”的心路历程的形象表述。     

“剧场”概念的引进与剧场观念的确立——重读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

周贻白借鉴西方的“theater”概念,最早开始探寻戏曲的剧场性特征.他的《中国剧场史》一书从“剧场的组织”、“剧团的组织”、“戏剧的出演”三个方面,首次对戏曲的早期剧场形态进行了总结.此外,周贻白还尝试将中国剧场置于世界剧场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予以考察,通过关注外来舞台风气对国内剧场的影响,寻求戏曲与其他国家戏剧在艺术审美上的差异性与互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