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评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东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日益重视,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也较为丰富,其中尤以对宋明以来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最为深入,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几乎涉及到了广东传统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从深层次去挖掘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     

权力视角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面相与"政治-经济史"的萌芽——对中国经济史学未来走向及其方法论的一点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上都有其不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的",但研究方法无疑应充分借鉴西方的新理论体系。考察传统中国经济与政治之关联,有一个绝佳领域,那就是传统中国的财政问题。采取"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进路,借鉴相关政治理论、尤其是权力理论来研究政府权力这一要素如何"渗入"传统中国社会、如何影响其财政运行及经济变迁轨迹,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尝试的方向。     

"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出路

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传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国计"方面,对"民生"问题注意不够;而如果将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用"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进行选题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还能够提供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2月14日至17日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194位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一次在大陆举行的以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内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结构、商品经济、商业与外贸、土地与人口及粮食、农业和手工业等专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尽管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从二三十年代兴起,近年来又受到空前重视,多项区域经济史课题被列为“六五”、“七五”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但关于这种研究的学术背景、学术价值、方法论、研究区域的划分、区域研究与其它研究的关系等等理论问题,还缺少较深入的理性     

阿夫纳·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及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阿夫纳·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旨在历史地研究制度的起源、本质以及制度变迁.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主要包括三个研究角度:制度分析、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其中制度分析是把制度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研究其起源和变迁;比较分析则是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制度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对比研究;历史分析主要力图揭示历史在制度起源及变迁中的作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无疑对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当前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概况

一为便于对中国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一些回顾与前瞻,我对这方面的概况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我国传统史学研究,虽然大多以政治史为主,但自古以来,不论是官修正史抑或私人著述,还是很重视社会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战国时期的古书《禹贡》就大量登载着诸如疆域、山脉、河流、道路、土壤、田地、物产等有关自然经济的材料;从《史记》的《平准书》和《汉书》的《食货志》以次20多部正史,无不以专门的卷目记载一代的社会经济概况,包括户口、赋     

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以区域历史研究为内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2月14日至17日在深圳举行.这次讨论会的论文所研究的课题几乎涵盖了清代社会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中较为集中的有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的理论,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基层社会组织与农村社会结构,城市经济与城市社会,商业、市场与商人,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开发,地权与主佃关系,粮价、米粮贸易与粮食仓储,对外贸易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几本主要专著里,都有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引起了我的关注,现就这些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中国经济史研究现状与出路

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还是伴随新科学技术革命而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世界社会经济,都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临拓宽领域、深化内容、更新方法等重大变革、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各学科同仁,要提高认识,加大力度,开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力争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高经济科学水平作出新贡献,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研究楚国经济史的力作──评刘玉堂《楚国经济史》

研究楚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成就特征，这不仅是楚史研究中需要着力开拓的课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必须拓展的一个领域。湖北教育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青年学者刘玉堂先生所著《楚国经济史》《“楚学文库”之一，下文简称“刘著”》一书可称得上是这一领域中的一部拓新之作，该书的出版把楚国经济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一、内容丰富。刘著全书共列十章，凡23万余字．尽展楚地失民创榛辟莽之伟绩。不仅系统探讨了楚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轨迹、社会经济制度（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手工业与商业管理制度以及度…     

基于组织结构理论视角的企业文化研究评述

早期有关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文化维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而最近基于组织结构理论视角的研究则更详细地讨论中国企业文化类型,并比较不同所有权结构企业的文化差异以及中西方企业文化实践的异同,这是企业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在阐述组织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两篇经典的研究文献,并指出该视角研究的启示意义。     

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学术界思想解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提出过多种观点并引发过争论.这些观点和争论,对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入,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社会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有必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进行再思考.今天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很有必要.这种提法,对探讨总结中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经验与规律,对正确理解近代中国和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和现实的价值.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制度大分流:诺思与格雷夫的视角

本文分析、比较了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的最新进展和阿夫纳.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两者的研究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大分流问题上的整合和统一。从制度分流的角度出发,简要概括、梳理、评论了经济史学界在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大分流"问题中所运用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探讨了沿着制度分流的角度解释、分析近代以来东西方大分流问题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

中国经济史这门学科尚属薄弱环节,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以及对有关理论问题和专门问题的研究都有很大缺欠,有待学术界大力开展工作。搞史料是当今的急需,创造性地研究经济史理论也极为迫切。两个方面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应有的史料做基础谈不上会有什么理论上的新概括,而缺乏应有的理论研究也同样不会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史料发掘和整理。     

治理视角下的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的比较分析

西欧社会质量学者提出的社会质量概念和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和谐的政治概念各自有着不同的语境和制度背景,从治理视角对二者的概念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解.尽管欧洲与中国的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但二者仍然可在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的不同概念与具体实践中互相借鉴,具体可以围绕发展、理论连贯性、社会责任、测量四个共同的主题展开.另外,和谐观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最主要、最宝贵的价值观,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可以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     

泛家文化、差序格局与公司治理的合谋防范

公司治理是一项制度安排.对合谋行为的防范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即可视为一项制度变迁.中国的泛家文化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制度要素.合谋防范的机制必须在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参与约束的基础上对已有制度进行一定的边际修正,同时需要对正确的文化信念进行宣传,进行制度增强,引导社会外部环境对合谋行为的监督,并积极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汤明檖著《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春秋战国至南北朝)一书,已由中州书画社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出版了。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汤明檖副教授是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五十年代,他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的助手。参加《中国历代户日、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这部巨著的编写工作,检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之后,他在梁方仲教授的热情鼓励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编著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以下简称《经济史》)。在这部书中,著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分析,精当地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经济问题,并精辟地说明了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经济制度、政策、法令,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综合贯通、精炼慎密的封建社会经济史。它的出版,为大专院校的经济系、历史系的师生和经济史研究人员提供了一部新教材,对     

从比较公司治理结构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本文试图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公司治理结构研究作有效的整合 ,以揭示公司治理结构制度优势的渊源和发展趋向。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以个人和机构为主导 ,以财务资本最大化为目标的 ,可称为市场主导型治理结构。日本的企业结构是私人和公共所有权的混合 ,其治理目标是实现社会资本最大化。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表现为银行参股和职工参与管理 ,其治理目标是人力资本最大化。日本和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称为网络主导型治理结构。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困境的关键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严重不对称。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有效市场的建设 ,建立多元混合产权结构等     

经济史研究中的社会环境视角

戴鞍钢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需注意主政官员的地位、政见和财力,他们往往对所在辖区的经济变迁影响甚大,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加强对具体社会环境的历史考察。吴松弟认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研究中,由于中国领土广袤,区域情况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亦不均衡,因而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从港口-腹地入手,对于弄清中国现代化空间展开的过程、主导因素及对各区域的深刻影响,对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区域差异性,有着重要意义。李庆新认为,区域经济史研究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学科体系与理论,除了以多元的眼光向下、面向区域外,还要走出区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加以比照,确定其区域特性和它在整体中的地位,需要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区域之间、区域外部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区城内部的作用与影响。王玉茹认为,运用经济学及相关理论来研究经济史,在于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借鉴历史经验,并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研究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明,经济学理论的日益被重视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