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扬雄志在成为孔子道统的传承者,致力于恢复先秦孔孟儒学的人文理性传统。他生平受儒家文化影响熏陶很深,又得道家思想浸润,以儒家思想为基质、为主体的同时,儒道互补倾向非常鲜明。他对尧舜、孔子等儒家所尊崇圣人的高度评价,实际已开阐论儒家道统之先声,对孔子、孟子、荀子的评判,对五经的褒扬,对诸子的评判,都反映了西汉学者的学术态度,映射着当时学术发展趋势;由对儒学与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基本认识,扬雄在其思想体系的理论构建上则呈现以儒学为主体、以道家之学辅之的面貌,其天道观、仁义观、人性理论、修身思想无不如此。     

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

儒家道统的哲学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道统说虽由唐代韩愈提出 ,但道统意识却是儒家自孔子以来的一贯思想。通过对宋代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道统之争的详细剖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儒家道统意识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道统意识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 ,但也会影响儒学的健康发展。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试论北宋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北宋新儒学与汉唐儒学不同,着重阐发经典义理,倡导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与后来比较定型化了的理学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从学术取向的多样性,经世义理之学占主导地位来论述北宋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论扬雄《法言》对先秦儒学的回归

扬雄模拟<论语>创作<法言>,高举承继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学者从章句之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孔子儒学本身,对于西汉末期的儒学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程朱理学道统论的终结

道统论肇始于《论语》,韩愈倡之,至朱熹集其成。程朱理学的道统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它有作为其经典依据的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道统论是程朱理学的一个支柱。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程朱理学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道统论的问题,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所做的各项工作在整体上瓦解了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一 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开启了经学 时代。经学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就是 立论要引经据典,只有这样,理论才会具备合法性;反之,一个理论所依据的典籍如果不是儒家经典,那就是离经叛…     

王安石的儒学人物评价及其道统观

王安石一生的学术宗旨是要建立新经学、新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王安石把圣王之道作为儒学的真精神,把经书传习作为儒学的存在形式,把儒学创始人孔子看作是古代圣王之道的继述者,赞扬后世能够振兴儒学的豪杰之士,并自觉地以道统传承为己任,表现出掩迹孔孟、自作圣人的人生抱负。     

论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

北宋中期 ,面对儒学的内在危机及佛道的外在挑战 ,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者进行了复兴儒学的艰苦努力。他们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 ,在训释经义时不作繁冗琐细的训诂考证 ,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 ,并且大胆创新 ,自出己意 ,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解释 ;与此同时 ,他们以兼容开放的态度 ,融汇百家而陶铸己说 ,在坚持儒学本位的前提下公开汲取佛、道、法诸家学术之长 ,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辽金元三代的经学发展及其特征

辽金元三朝均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三朝与中原文明皆存在一定隔膜,经学基础较为薄弱,就经学成就来讲,的确无法同汉唐两宋比肩。但辽金元经学决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其独立品格,尤其是在经史观、夷夏观、道统论、四书六经观等方面,还提出了符合政治、学术情势的新观点,体现出北地经学的独特风貌。可以说,辽金元三代经学是中国经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并未缺席。     

宋代古文运动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后果

北宋初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复古为号召,逐渐由文学而转入子学、经学,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局面。古文运动对当时的学术、政治、士风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古文运动在学术上带来一种疑古与开创精神,在政治上引发朝廷内外的变法要求,并促进了士大夫矫厉名节风气的形成。     

国学大师蒙文通论儒家经学与诸子学

国学大师蒙文通探讨了由儒学到经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了汉代,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论冯友兰讲儒学的新思路

冯友兰突破"照着讲"的经学话语方式,采取"接着讲"的哲学话语方式,把两种讲法结合起来讲新儒学。"接着讲"的接点,不再是道统中某个历史人物,而是由理、气、道体、大全构成的逻辑观念系统。讲的内容以做人为主题,彰显儒学的普遍性价值,评述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人生境界,在现代语境中重申儒家群体至上、希圣希贤的价值取向,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问题,重新明确人生的意义及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