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政策扩散的运作逻辑——以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扩散为例

中央政府通过权威调控促进府际学习并推动政策扩散,但其趋同与趋异并存的政策扩散结果背后的运作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策扩散的多重机制：在纵向上,中央政府整体性调控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标对表,地方政策呈现趋同现象;在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使后发追随者基于“恐后”心理学习先进地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趋同,而竞争取胜者为保持先发优势,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使得政策结果趋异。“制度结构—府际关系—扩散机制—扩散结果”四个环节形成了中国政策扩散的逻辑链条,多重扩散机制在府际关系塑造下并存且共同发挥作用。与西方政策扩散逻辑不同,中国政策扩散多重机制与异同并存的结果源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制度背景。     

突发事件情境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异质性研究——以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扩散为例

研究突发事件情境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能为优化政府应急决策提供重要参照.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出台的131篇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文本为素材,通过基于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政策扩散研究,揭示在中央政府精神指引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异质性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关于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的响应过程经历了顶层设计、逐步推进与平稳实践等三个阶段;相关政策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表现为自上而下扩散和跨层级扩散两个特点,且均呈现以金融扶持为主线、以财政政策为抓手、以政务服务为保障的价值取向;在地方政府之间则表现为扩散时间的S型分布和扩散动力来源广泛等特点,且存在"东重西轻"的差异化响应和模仿趋同嫌疑.     

产业集聚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其优化

产业集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建构、政策设计、硬基础打造和软环境优化,促进了产业集聚快速发展。然而,政府主导的产业集聚模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所忽视。产业集聚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优化路径包括:搞好产业集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供给;营造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环境;建立产业集聚发展的创新支撑机制。     

地方政府创新何以扩散全国——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公共治理的变革,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扩散成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适应性与激励性是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动力,往往相互交织,共同发力。但既有研究大多将二者的影响分割开来探讨,忽视了对二者共同作用的扩散机理研究。事实上,地方政府创新扩散背后存在着由适应性与激励性不同强弱状况匹配形成的差异化扩散模式,即先行模式、纠错模式、扩面模式和全面模式。四种模式的作用机理在多案例比较分析中得到了验证,解释了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多重行动逻辑及扩散结果差异。未来,可以从完善激励和容错机制、加强央地创新互动、增进地方之间创新交流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有益创新成果的扩散效能。     

集群产业扩散转型的路径与条件——基于集聚经济圈的分析

文章基于种群竞争生态模型和成本收益的分析,研究了集聚经济圈集群产业扩散与转型的转型路径,认为由于多种群竞争产生的集聚不经济,集聚经济圈中传统产业集群产业价值链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在经历与新兴产业集群共存、协调发展的环节后,最终存在向经济圈外扩散的压力和要求。文章还研究了集聚经济圈集群产业扩散与转型的条件,认为正确的政府政策和合理的经济干预、适度的企业规模是集群产业扩散与转型的重要条件。     

中国乡村治理政策创新扩散:地方试验与中央指导

政策创新扩散一直是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政策试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独特的政策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自发的乡村治理政策创新通过滚雪球方式推动中央政策的认可。在新时代,自上而下中央政策导向以及中央指导下的地方试验在政策扩散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央通过规范和监督地方试验创新,再吸纳有价值的乡村治理创新进入国家政策中,最终实现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

正确认识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对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意义重大。我国各级、各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中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性;基层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坚定性;试验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技术扩散——基于技术内容与网络结构的分析

技术扩散是强化国际经济与创新联系的有效途径,是构建高质量开放创新体系的重要方式。国际技术扩散作为两个主体间的技术扩散活动具有方向性,不同国家的创新政策和技术发展战略侧重点不同,在技术扩散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上均有差异。因而国家间需要构建高效、稳定的技术扩散网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加大技术流动和增强创新能力。本研究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运用专利引证数据构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技术扩散网络,分时段纵向分析共建国家技术扩散网络的演化,分技术领域横向分析共建国家间技术扩散的特征,探索中国与共建国家间技术扩散的内容和路径。研究认为：中国在共建国家技术扩散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逐步确立,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的核心位置更加明显、技术扩散范围更加广泛;但整体技术扩散网络密度低,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间技术扩散关系构建较少;不同技术领域的技术扩散网络形态各有不同,其中化学技术领域的技术扩散最活跃、网络复杂度最高;俄罗斯在化学、机械工程、仪器、其他技术领域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技术扩散强度很大,而中国在电气工程技术领域更有技术扩散优势。     

可再生能源多系统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由“政策驱动”向“市场化驱动”转变,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主要趋势。为此,基于复合系统视角,首次将“技术扩散”和“市场”纳入可再生能源复合系统,运用耦合协调度法构建“可再生能源技术扩散、市场、环境”多系统耦合协调模型,解析我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聚集区2011—2022年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其根本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风能聚集区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居高位;太阳能聚集区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斜率最大,受市场成熟度及内生技术改进影响较大;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互为双向因果关系,技术市场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波动均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等。对此,需协调好政府、市场、技术扩散和环境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需考虑异质性差别,根据不同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提出相应措施,同时针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聚集区的不同发展趋势制定具体的发展策略。     

技术扩散中政府行为模式研究及对河南省的启示

技术扩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以政府行为引导技术扩散,使技术扩散服务于地方经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重视的问题。结合河南省技术扩散的基本情况,研究技术扩散中的政府行为模式,探讨河南省技术扩散的进程模式,为河南省技术扩散中的政府行为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核心要义、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阶段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推进实施,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成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践问题和急需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的逻辑理路是地方政府创新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支撑。在核心内涵指导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需要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目标逻辑和实践逻辑,结合已有实践基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的综合决策协调制度、健全稳定规范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投入机制、建立生态文明财政支出动态监控机制、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资本—公众”多元投入模式、完善“分配—考核—奖惩”全过程绩效提升机制、强化配套保障机制建设等。     

政策注意力争夺:一种减少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效的分析思路

政策失效是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政策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是政策主体的精神活动在公共政策上的集中程度。政策注意力不足是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效的重要原因。通过提高政策活动主体对政策的关注程度来减少政策失效,实际上是对政策注意力进行争夺。从政策执行机构、执行人员和目标群体的角度提出政策注意力争夺的方法,为政策执行扫除障碍,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能力。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模式研究——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例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彰显出以执政党主导,以地方政府政策响应为主力,以中央企业主动作为为重要力量,以行政手段主推的政策工具组合的“四主”政策执行特色.三年多来的执行实际效果说明,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并重的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研究发现,由我国现有体制决定,政策执行主体相互关联的政策执行模式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社团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现行的社团管理体制制约了社团的成长和发展,不利于社团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些地方政府已对此进行了有益的体制创新.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提出了我国社团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模型,认为这种体制创新是地方政府突破现行社团管理体制障碍而推行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具有实践合理性但也存在制度变迁困境.最后,就如何实现我国社团管理体制创新,提出若干立法和政策建议.     

我国县级政府行为偏差分析与矫正——基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策的实施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重点县)政策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重点县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县级政府行为在具体政策执行中往往发生偏差,诸如虚报财政争当重点县;脱贫的重点县不愿“摘帽”;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非合作博弈等,严重影响了国家扶贫政策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在深入探究县级政府行为偏差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从重点县认定标准、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体系、领导班子执政理念和监督体制等几个方面进行矫正的有效措施和建议.只有在规范县级政府行为的基础上,才能将重点县政策贯彻落实到位,保证扶贫开发的顺利进行.     

我国城市的经济集聚扩散机理与动力机制分析——以重庆主城区为例

在城市经济集聚形成过程中,规模经济是最基本的,没有规模经济就无所谓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规模经济是集聚形成发展的基础.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三者效应叠加作用下,经济集聚体(如城市)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的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观偏差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贯彻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态度以及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从博弈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主观偏差行为的表现形式及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博弈机理,探讨实现有效博弈均衡的参数条件,并就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绩效提出制度创新建议。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