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并且生态环境脆弱,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边疆安全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地区。文章在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补偿状况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对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虽在一定程度有促进作用,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影响不显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退牧还草补偿可以增加居民收入,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导致居民收入减少,生态补偿"组合体"、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补偿、退牧还草补偿的"城镇"效应挤占"农村"效应。因此,需建立生态补偿主体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化格局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新疆产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赢。     

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信号发送与生态补偿激励——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探讨生态转移支付实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通过构建中央政府是否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信号发送模型,分析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影响,认为中央政府根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质性提供相应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有利于充分发挥其激励效应,并选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评价

提高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引导当地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双重目标。但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中普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挤出效应。通过分析中央和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发现都存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民生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匹配的问题,认为这也是造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保护生态环境目标不能充分实现的重要原因。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新探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防止损害"还是"增进利益"难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释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它实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重点生态功能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 土地利用模式探讨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成为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重要纲领,其中指出：“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形成‘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空间结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确定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相适宜的土地利用模式。本文通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和土地利用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了“点上开发,面上保护”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土地利用模式,可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具有较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困境研究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着尖锐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的矛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疑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财税政策中发挥引擎作用。但目前主要依靠的两个纵向转移支付办法,即《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和《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在财政支出功能的项目设置、实施效果局限矫正、纵横互补格局、法律体系保障等方面都还存在突出问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推进建设造成困境,各级政府必须达成共识并从根本上破解。     

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四川羌族四县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的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四川省羌族地区进行实证,提出防灾减灾技术创新、外围政策与制度扶持、新型工业转型、第三产业增效等对策与建议,该套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相关利益群体,科学、合理地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实践工作提供依据。     

生态体验景观构建——以丹东大梨树村为例

生态体验景观不仅是生态体验经济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以丹东大梨树村为例,构建了以乡村生活、生态环境、休闲体验活动及产业活动等行动体(者)为主的生态体验景观行动者?网络。生态体验景观网络的形成过程是与其他产业发展同步协调进行的,促进了乡村生活、生产、生态与休闲之间的和谐发展。     

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

生态公民是生态主义之环境哲学的践行者。生态公民是着眼于创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生态社会制度的主流人群,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有序力量。从环境伦理观的意义上分析,生态公民主张作为道德共识产物的环境人权。环境人权是以集体权利为主体的第三代人权的体现。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是建基于对生态与公民这两个概念的准确理解。从生态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所秉持的价值立场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对自然的冷静观察而成就的,它是立足于生态安全之上的生态美好。从公民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继承了公民意识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为对生态公民资格理念的深入挖掘。在生态与公民融合的层面上,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既是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与自然意识的契合,又是以主客交融的方式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并存。在民族国家的界域内,在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生态公民是本国生态安全的重要行动者;面对一个生态世界格局的生态公民其外在表现为具有生态创意、生态乐趣与生态活力的积极影响社会的人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生态公民是地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追求生态世界一致性的公民。     

青海藏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以三江源生态功能区为例

对青海藏区三江源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三江源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采用多元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评价,针对三江源生态功能区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三江源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中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2010年末《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复,大小兴安岭建设生态功能区的意义也从一省的区域经济规划升级成国家战略。在建设功能区的过程中减少居民对环境直接破坏是保护的主要思路,而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城镇化在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作用及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针对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辽宁省小城镇生态创新网络构建路径

小城镇发展是辽宁省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主因子分析法筛选出19个指标作为小城镇发展的生态创新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在19个生态创新指标中选取投资体制、户籍政策、景观规划、基本保障等四个方面的生态创新关键点,提出了适合辽宁省区域发展特色的小城镇生态创新网络构建路径。     

安徽大别山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体系建构

安徽大别山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既影响其辐射范围内生态产品的供给,更扩及相邻省市地区的生态安全.在合理规划该区域发展定位基础上,着力打造“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旅游业、红色影视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借以畅通融资渠道,优化产业布局,落实转移支付,创新培养机制,扩大公众参与,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主体功能区生态经济系统投入产出变化分析——以青藏高原区为例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旨在解决生态与经济之间日益严重的发展矛盾,推进区域开发的不断优化,但目前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正在违背其功能定位,粗放式的开发模式加速着生态经济系统的熵增进程,使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本文以主体功能区的视角,选取青藏高原区为研究对象,搭建生态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分析青藏高原区生态经济系统投入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探寻主体功能约束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     

生态功能区建设中四川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机制研究

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四川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分布比较广泛,其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功能区,尤其是民族地区.所以,四川生态脆弱地区在建设生态功能区的过程中,应建立良好的发展机制来协调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包括促进发展的财政支持体制和生态补偿机制、适度发展资源优势产业和生态产业、适度进行生态移民以及相关评价指标和绩效考核体系的健全.     

西部生态补偿理论解释与法律机制构造研究

西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生态脆弱区、资源输出区和国家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区，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西部生态补偿理论基础有生态功能区划理论、自然资本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自然正义理论等，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西部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内在联系的理性分析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构建的基础，三层次协同发展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民族地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补偿是保障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关键.自1999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等生态补偿政策试点以来,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补助年限偏短、补偿标准偏低、组织考核以及配套政策问题.因此,本文建议:促进民族地区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完善退耕还林补偿政策,实施盯住粮价的浮动补贴机制;在直接补偿的基础上,转向以可持续能力补偿为主;除了国家补偿外,还应对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实行区域之间、流域之间生态补偿.     

民族地区流域生态补偿规模与结构调整——以长江上游西部五省区为例

促进长江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各地方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当前,面临着部分地区生态补偿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规模与地方实际需求存在差距,生态相关财税管理与民族地区治理不匹配,民族地区水利建设、维修保护和生态修复存在资金缺口,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补偿机制还有待完善等问题。今后,首先应扩大补偿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转移支付政策效果。其次,需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推动特色产业合理布局。第三,完善横向转移支付,构建纵横配合的支付体系。第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撬动金融市场和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第五,完善税收分享和优惠,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研究

在总结我国生态补偿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研究的基础上,从水土流失和流域治理的角度,对流域生态-经济过程时空尺度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重庆市土壤侵蚀区域特征,认为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应包括保持和涵养水源、保护和改良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4个方面13项功能;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包括流域生态补偿、单一资源要素生态补偿两个方面9种补偿类型,与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相关的工作如重点水土保持功能区划分、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指标建立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试点应尽快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