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及差异性研究——基于经济周期协同性视角

完善长三角高铁网络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基于2001—2020年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从经济周期协同性视角测度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多期DID模型与分位数回归结合,就高铁开通运营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整体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大致分为3个阶段;分区域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具有明显的内部差异;高铁建设运营能显著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高铁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分位数差异,高铁开通对低一体化水平城市发展的推动效应显著强于高一体化水平城市。     

数字赋能与老年消费——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经济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充分释放数字红利以激发老年消费市场,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1—2018年CHARLS数据与渐进DID模型评估了数字赋能对老年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赋能显著促进老年消费增长。同时,数字赋能改善了老年消费结构,显著增加了老年群体的基础型与发展型消费。此外,数字赋能降低了中低收入老年群体的消费不平等,这得益于数字赋能缩减了城乡老年消费差距,然而数字赋能却提高了总体消费不平等。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提高老年人宽带上网率、推动物流发展与加快产业创新是数字赋能促进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     

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研究

高铁建设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对区域要素流动、经济活动开展和产业空间格局构建影响深远。深入考察高铁开通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对合理规划高铁建设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探讨了高铁开通引致第三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机制；立足高铁的时空效应，重点考察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知识溢出等效应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不仅以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判断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还以间接效应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考虑长江经济带高铁网络布局不平衡、经济发展存在差距、资源禀赋不同的城市高铁开通后引起的效应可能有所区别，分区域及细分行业研究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高铁开通不仅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亦明显促进了相邻城市的产业集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的正向作用高于中部城市，对西部城...     

高铁开通对物流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促进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内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高铁网建设的不断进展使铁路运输能力得到质的飞跃,探讨和分析高铁货运以及高铁开通对物流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依据运输业和物流业发展现状及规划发展的相关文件,论证了高铁开通对物流业的影响机制,建立物流业综合水平测度指标,通过PSM-DID模型实证分析高铁对物流发展的影响,进行异质性检验、机制检验等。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区域物流发展水平整体上具有促进作用;高铁对物流业的影响与该城市的规模、等级、地理位置以及运输业市场结构密切相关;高铁对物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区域经济增长、货运运输量提升、物流人力资本提升等途径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能源生态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

在“双碳”目标下,提升能源生态效率对于实现碳减排和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出各城市2009—2019年的能源生态效率均值,构建地理、经济和综合3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能源生态效率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作用关系,并对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旨在为长江经济带低碳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从时序上看,长江经济带各城市整体能源生态效率均值呈波动上升趋势;从空间上看,长江经济带各城市能源生态效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在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总量呈缓慢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各城市碳排放量存在着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高-高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下游城市群,低-低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上游城市群。能源生态效率和城市规模水平与碳排放量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系数、工业集聚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等几个因素与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     

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与经济协同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为了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对其他城市发展的影响,以京津冀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选取区域内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以1995～2017年城市间的面板数据为实证样本,通过构建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两个计量模型,并对模型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考察、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就区域内中心城市是引领带动还是产生“虹吸效应”,高铁开通对城市协同发展有什么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有影响,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土地规模的不同集聚导致这一影响效应不同,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对这一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同时,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也有影响,且高铁开通在城市规模对经济协同发展影响的路径中也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流量经济集聚的影响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用差分回归模型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人口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说,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的集聚;这种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随着时间推移,早期高铁开通城市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略呈倒U形变化。在高铁网配套建设中既要注意空间均衡投资、实现高铁网对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和人口合理分布的规划引导作用,也要注意短期内高铁开通引起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避免低效率投资。     

碳中和目标下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5—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评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作用的区域、规模和主导产业异质性。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对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但并未促进西部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能力驱动效应存在规模异质性,提升效应大小依次为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大城市;环境信息披露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大于非资源型城市。基于上述结论,从信息披露政策和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等方面对中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提出三点建议。     

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运用Theil指数,测度我国地级以上城市GDP值前110强城市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并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较为明显,西部城市的碳排放水平整体上落后于东、中部城市;总体差异值按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顺序递减,地带内差异远远大于地带间差异;常住人口数、能源强度、人均GDP值是影响样本城市整体碳排放量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多元化演进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缓解作用不甚明显。     

“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

建立扩展STIRPA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率有所放缓,但依然存在总量过大的问题。三大地区碳排放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整体上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分阶段看,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之后,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被削弱,而广义绿色税收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为实现“双碳”目标,应聚焦碳减排,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利用差别税率,健全绿色税收体系;立足跨区合作,完善区域税制协调机制。     

要素禀赋、资源约束与中国工业企业空间分布 ——以高速铁路开通为视角

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工业集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通过运行速度的提高改变着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城市之间时间成本的下降不仅通过加速可移动要素禀赋的流动影响其工业布局,而且重新唤起了不可移动自然资源对工业企业的吸引力,出现了今天中国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现象。高铁影响工业集聚与转移的机理是:中心区因要素禀赋优势会对工业产业产生集聚力,也会存在因拥挤效应产生的分散力,即"推力";边缘区在其自然资源的吸引下,会产生对中心区工业产业的"拉力",最终结果是中心区工业产业实现调整或升级,部分产业向边缘区转移或扩散;在中心区"推力"和边缘区"拉力"的产生过程中,高铁起到了加速和促进作用。将高铁开通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最短时间距离纳入实证检验中,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对工业分布的影响在加深;中国工业的转移路径按城市层级进行,一、二线城市工业发展更加依赖科技投入推动产业升级;三、四线城市受自然资源影响较深,正在承接一、二线城市的产业转移。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事前与事后的双重维度检验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联通中外企业的重要载体和集聚平台,对拉动中国贸易增长至关重要。选取2004—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贸易规模的事后影响,并运用GTAP模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贸易效应进行事前预测。研究结果显示：境外经贸合作区显著推动了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且主要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制度优化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提升中国贸易规模。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有助于扩大中国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还将通过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改善居民福利水平和增加总产出间接推动中国贸易发展。     

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能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吗?

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聚焦于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空间双重差分法等方法实证分析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城市异质性。相较于传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空间溢出效应。高铁开通对长江上、下游地区以及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距离省会较近的城市从高铁开通所带来的绿色发展影响中获益更大,高铁开通对于各类污染物减排均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对SO₂的减排效果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