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特点、成因及启示

从种植面积和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市场化种植国家集中度、作物品种、性状选择4个方面对当前全球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对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出对我国的3点启示:科学合理的确定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优先序;加大第二、三代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并大力推进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大力培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转基因技术产学研一体化龙头企业。     

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政策与启示

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很快。但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不同国家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能力的差异，致使不同国家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态度大相径庭。态度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公众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接纳态度，延迟了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化进程，并引导着主要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政策部分地来源于三种判断：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指示性的或评价性的价值判断以及纯粹的价值判断。虽然不同国家对GMO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差异较大，但其对GMO技术的研发态度是共同的：政府都在加大对人才、资金和生物资源占有权的投入，并积极组织制定许多相关的政策法规。中国在GMO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某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卷首语

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官春云分析了我国油菜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通过选育和推广油菜新品种,推行标准化栽培,狠抓油菜产品的精深加工,以促进油菜的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作物转基因技术是当代农业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湖南农大科擞督导团探讨了湖南省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存在的不足,强调在发展规划和战略重点、高端人才培养、经费投入等方面着手,抢占转基因技术研究制高点。董成森研究了湖南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新的农业科技观,整合农业科研资源,培养农业科技精英人才,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等对策。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转基因产品安全性所引发的贸易争端与 对策研究

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全球转基因产品的种植面积和贸易量迅速上升。然而,转基因产品在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主要农产品进出口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贸易争端。文章探讨了全球转基因产品的发展及其贸易格局的变化概况、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所引发的贸易争端及其实质,分析了WTO及有关全球环境条例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制约和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WTO背景下中国在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及贸易方面的应对措施。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和全球卫生公平为目标.在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后,卫生领域的治理成为人类跨国治理的重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降低、国际社会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国际行为体互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和功能失调等.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应该转变观念,避免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捍卫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支持多边卫生治理,制定相应制度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加强各国在卫生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深化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机构改革.总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自保观,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     

会议外交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考

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大型会议为代表的国际会议外交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文章梳理了全球卫生治理中会议外交的两方面体现,一是以国际会议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二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并进一步归纳了会议外交促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包括多次会议促成了全球卫生安全的国际规则《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历经多年会议磋商促成了全球人口覆盖范围广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外交工作和健康中国战略有了明确表述,由此需要卫生与外交工作者审时度势、认清角色,通过会议外交表明态度,并以全球卫生会议外交为起点,促进国内立法接续。     

论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角色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越来越丰富的全球议题被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下,其中全球农业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影响日渐突出。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文章从农业合作机制、农业发展援助、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农业投资与贸易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农业合作机制是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重要保障,发展援助是全球农业治理新的切入点,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为全球农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农业投资与贸易是促进全球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引擎。 通过分析农业领域提供的中国方案,探索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     

全球治理转型中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的策略选择

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凸显出全球化进程中贸易与环境议题的复杂性。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纠纷解决上显得举步维艰。在全球治理机制更新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应通过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层次的多元化,来实现纠纷解决理念的转换、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及柔性治理的转化。我国须坚持民主平等原则、权责统一原则,通过转基因食品贸易战略选择、制度设计和配套机制建设,提升应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能力,维护本国利益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协调与平衡。     

内涵、贡献与启示:陈嘉庚卫生观的当代解读

陈嘉庚对卫生问题有高度的认识,其卫生观表现在考察祖国的卫生状况、撰写和赠送卫生专论、提出注重卫生的主张建议、以石雕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四个方面.陈嘉庚卫生观增强了祖国民众的卫生健康认识自觉,改善了家乡厦门的医疗卫生条件.陈嘉庚卫生观与当代"健康中国战略"有一定的关联,对于当前我们在国内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在国际上交流卫生建设经验、促进全球人类健康等都有现实启示.     

安全隐患所引发的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使得全球转基因产品的种植面积和贸易量迅速上升。然而 ,转基因产品在安全方面存在的隐患导致了主要农产品进出口国之间激烈的贸易争端。文章探讨了全球转基因产品的发展及其贸易格局的变化概况、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隐患所引发的贸易争端及其实质 ,分析了WTO及有关全球环境条例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制约和争端解决机制 ,进而提出WTO背景下中国的应对措施。     

被塑造的转基因态度：基于美国民意调查的分析

转基因用于农业以来,全球产量迅速增长。作为转基因生产与消费大国,美国民众的态度成为市场销售、技术推广和政府管理的重要依据。基于对众多调查问卷的分析,积极支持、反对和缺乏明确态度,分别代表了民意调查的三种结论。由于知识与信息匮乏,美国人对转基因缺乏明确态度,极易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改变。民意调查受到不同社会力量的资助,具有不同的调查目的。调查机构会选择性使用技术和解释策略,并最终影响调查结果。     

大国开放条件下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研究

采用大国开放条件下农业研发经济剩余模型对1996-2008年间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农业踏车效应＂朝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方向发展,包括我国棉农在内的各国棉花生产者都因种植转基因棉花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显著损失;消费者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并且随着转基因棉花采用率的提高其将获益更大,而研发者也因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可观的技术使用费;对一国整体而言,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     

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着众多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内容概括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而近年来兴起的转基因技术将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商品化种植以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转基因抗虫棉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2008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380万公顷,占我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66％。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此外,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则和制度,在让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风险。     

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治理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重构和国际格局的变革中扮演着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本文从全球问题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模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 #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     

后疫情时代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逻辑的重塑——基于健康传播、知识权力与议程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视角

在全球健康传播风险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并存的后疫情时代,知识权力、舆论形象、媒介议程深刻影响全球健康传播风险治理。公共健康危机问题与网络安全治理问题的融合迫切需要在全球网络空间中进行知识权力、科技资本和公益伦理的协商对话,通过依托健康知识权力共同体促进东西方国家间良性互动、平等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结构、治理规制和治理议程从单一的网络空间主权安全治理转向全球健康传播秩序弹性治理。     

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伦理困境与思考——从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谈起

湖南黄金大米事件透显出转基因研发中以农作物为轴心的生态环境恶化、科技伦理中空和文化基底崩陷的总体性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它仍是现代性文化观内蕴的主体与客体、理性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精神危机。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困境的现代诊治须从系统文化学视角切入,直击社会的文化伦理根底,以综合观照自然、科技与人群之内在关联。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对主体间公正性与平等性的突出和约纳斯责任伦理对自然与人类未来后代的推重,为当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借鉴: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要消解以人类为中心、科技为主导、当代为关切的现代文化伦理,而建构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当代与后代交互关照的新型伦理。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

汉学主义是一个新概念,研究对象是中国知识生产中出现的总体性问题。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了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汉学主义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心态,思维定势与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奠定其方法论的表现,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     

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以世界卫生组织为视角

作为国际社会高度协作的平台,国际组织自诞生起便回应了国家间交往合作的需要,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预期。全球化浪潮推动国际组织以更深更广的维度渗透到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揭示了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当下,病毒蔓延尚未结束,世界格局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心。中国应该把握机遇,遵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深度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重视国际组织话语权的构建,促进国际组织功能的强化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