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韦伯(M.Weber)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科学,并试图建立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经验的一般化过程。纵观人类学思想史,尤其是后来的解释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衣钵,人类学也被定位于一种建立理解"他者"的学问。学习他者的世界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形式是可供理解和分析的民族志。但问题是,在理解他者的世界之后,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用人类学的解释呈现他(她)所理解的他者世界。这个再现他者文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理解他者之理解"的知识性再生产的过程。从文化的解释学(如格尔茨的"深描"当地人的意义系统的民族志)到20世纪末开始的反思主义,人们发现,这种理解还涉及针对理解的道德判断及其针对自我的理解,问题直指知识的公共性与共建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他者观。此时人们已经不能将解释性理解还原到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那么人类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它的主体又将是什么?     

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

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石奕龙在当今美国学术界，格尔茨（Ｃｌｉ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他于７０年代初期创立了解释人类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主张对文化作深度的诠释，提倡人文及社会科学...     

从解释社会学到解释人类学——谨以此文纪念人类学家格尔茨

本文主要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探讨了解释社会学和解释人类学的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自然界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因而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采用理解的方法对意义进行探求。在此基础上,从“社会行动”和“深描”这两个核心概念入手,分析了格尔茨对于韦伯的承袭:他们都是以社会行动为切入点,以行动者为导向,都采用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最后,对比了他们对解释的评价标准以及所采用的参考模型。     

“事实之后”与格尔茨的文化分析范式

"事实之后"的分析是格尔茨在1995年出版的《追寻事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文化的一个尝试的新见解。"事实之后"与阐释人类学一脉相承,并从理论和方法上完善和发展了阐释人类学。通过此种分析范式,格尔茨回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学科范式、表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质疑。格尔茨认为"事实之后"的分析可以作为今后人类学关于文化的一个有效尝试。本文对"事实之后"的生成背景、主要内容与学术渊源做了细致介绍,并就其对当今人类学的影响做了简要评述。     

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

一 )现代田野调查及其与民族志的疏远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重彩描绘 :面向文化的解释性理论》中 ,他将当代盛行的文化分析 ,当作并非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 ,或者说 ,当作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① 应当说 ,当前在人类学研究中大量运用的正是这种文化分析。虽然田野调查也是人类学偏重和依托的基本方法之一 ,但现在的田野调查通常已不寻求文化的规律 ,而仅仅寻求文化现象存在的意义。这种情况再次向我们提出 :在社会科学中 ,人类学到底是记录文化现象的文本 ,还是一种学科理论 ?人类学研究是否还需要本着实验科学的精神 ,寻求文化发展…     

象征人类学

在人类学中,“象征的”或“解释的”风气正日益占据优势,并变得越来越时髦。象征人类学使文化的研究明显地成为一种解释的探索(interpretive quest)。用格尔茨的话来说,人类是“被吊在意义的网(webs of significance)中”。人类学是对积累和收集起来的其他民族的象征符号的探究与发掘,就事物的内涵、隐藏的联系和深层的特点而论,是比民族志的表面迹象的描述更深入的研究。如果把文化比作教科书,象征人类学则试图深读     

克利夫德·格尔茨"宗教文化论"述要

克利夫德·格尔茨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宗教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阐释"理论,从而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就格尔茨"宗教文化论"的理论渊源、理论建树和实际应用作一简要述评.     

南岛民族与岛屿东南亚社会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四

回顾了蒋斌近四十年来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他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同样重视,认为人类学的理论关怀更广,具有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民族志调查则从不同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去理解多元的社会形态。他的硕士论文用曼彻斯特学派的冲突理论分析排湾族的贵族制度,并对当时的人类学田野方法做了反思;博士论文用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社会"理论去解释排湾族的阶级社会。从台湾原住民的排湾族到东南亚沙捞越地区,他的足迹遍及岛屿东南亚社会,在他看来,研究东南亚能促进人们更加了解东西方文明在岛屿上发生的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人类学的“文化”之思——基于文化定义的分析

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人类学的研究没法回避对何为文化的探讨。各个人类学理论学派均有自己对文化不同的理解,而对文化不同的理解则会影响其对理论的构建,因此,对文化的认识成为理解人类学理论学派的基础。从人类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关于文化的阐释有作为"进化传播"的文化、作为"相对"的文化、作为"功能"的文化、作为"结构"的文化、作为"象征"的文化、作为"解释"的文化等。各个人类学理论流派建立在对不同文化或是文化不同侧面的理解基础之上,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亦影响了各个学派实际的研究取向。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将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开创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其后,基于主体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立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追寻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构型,以格尔茨为主的解释人类学追寻的是事实的阐释,以拉比诺为先行者的后现代人类学追寻的是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穿梭的主体"自我"的存在,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对民族志进行反思与发展,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都可称为"主体民族志"。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     

马林诺夫斯基的辩证法

人类学到底属于"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人们对此分歧很大。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和日记两种体裁中表现出来的表述分裂影响到列维-斯特劳斯和格尔茨,同时,他对美拉尼西亚岛民的性自由的保守看法也影响到玛格丽特·米德的"亲善寓言"。正是这位人类学大师造成了人类学现代学科权威形成伊始的矛盾处境,他的中产阶级心性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解读。     

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迈克·罗兰专访

罗兰教授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以及在非洲和中国所做的田野工作,探讨了如何通过一个特定的实物来探索物的形成、物的历史、物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对物质人类学和物质文化,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层次探讨。其对如何通过发运用物质文化,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来发展历史人类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同时,罗兰教授也对东亚的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赋予了极高的期望,他认为未来人类学的聚焦点将从欧美移到世界其他地方,欧美人类学不再会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绝对真理,所以通过欧美之外的一种人类学的新思想,新思维方式有助于未来人类学的发展。     

意义的历史和历史的意义——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历史观”

庄孔韶的历史观,经历了早期进化论线性时间观、中期文化变迁论历史观和后期反对现代性线性思维的"意义的历史"观之变换。他对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也经历了从学院派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领域之衔接。他的整体历史人类学主张是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当然,也存在进一步理论提升的空间。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理念观"、"文化观"和"历史观"三者之间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必须从内在深层关联上予以把握。     

人类学视野下的伊斯兰教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人类学界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及作品缺乏深入了解。曾有文章介绍过欧美和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但就宗教人类学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介绍很少。本文是一篇总结最新欧美人类学界研究伊斯兰教的文章,作者梳理了学术史,分析了研究现状,提出了可供讨论的问题及研究空白点。人类学研究宗教具有深厚的传统,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具有独特的视角,西方人类学学者从历史、社会、理论、知识、权利、性别、仪式等角度关注过这一宗教及信仰群体,包括埃文斯·普里查德、格尔兹、萨义德、艾克尔曼、费舍尔、安敦等著名学者。通过本文的介绍,国内学者不仅从中可以领略到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研究范式,同时,这些理论和视角也能够给我国研究者提供新的视野,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庄孔韶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二:汉人社会乡村人类学与文化直觉

庄孔韶延承林耀华,扩展了文化相对主义为原则的族体制度与生态研究、美国历史与文化理论、英国的社区方法以及教育的人类学领域,并与后结构主义一同形成了自己"不浪费的人类学"、汉人乡村人类学之实践主张、风格与脉络。     

历史人类学简论

历史人类学即人类学的“历史化”,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历史人类学强调文化的历史向度,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和记忆对于历史制作的重要性。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在于指出一些主流的历史决定论自身的历史缺陷。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个案进行重新解读,使他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值。     

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

80年代 ,人类学曾经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写文化”大论争 ,其代表就是《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其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志写作中的修辞、叙事的政治和策略等 ,对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和挑战。之后 ,一些人类学家鉴于“写文化”基本只是提出问题 ,却没有提供答案 ,于 1998年结集出版了《写文化之后 :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 ,试图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反观“写文化”和“写文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方面。     

从口述中找回历史:马长寿先生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

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是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事件的记录和分析.从人类学角度审视,其研究价值有四,即弥补资料之缺失、赋予历史以真实、反观自身之文化、理解他者之心灵.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的民间立场和叙事,弥补了以往资料多出自官府和汉族士绅及内容和观点偏狭之不足.就此可以看出马长寿先生是一位学养宽厚、眼光敏锐、博与专结合的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