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政党权威的强化与转型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一方面还需要顺应权威转型的趋势,在积极推进社会转型的同时加快自身的转型.     

传媒政治与政党权威：互动、限度及启示

随着政治传媒化的发展和传媒社会的到来,政党权威日渐受到传媒的深刻影响.为了维护执政合法性,各政党尤其是在政党政治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执政党和参政党会利用政党权威对传媒政治的发展进行引导和调控.在传媒社会中,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建设,必须发挥传媒积极功能,使之成为倾听社会民意的中介;坚持尊重传媒发展规律与对传媒监管的统一,提高传媒运用能力、创新执政方式.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初步探索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要素是广泛和复杂的,一个政党在政治革命中被历史和人民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革命武装的有效性所决定的。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最初执政时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于成功的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权威。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来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应该深入到中国社会前进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诉求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为我党不断汲取合法性资源和长期执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性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确立、特征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而赢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延续下来.但这种合法性只是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从各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如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腐败加剧和贫富分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政策绩效,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诉求

努力寻求合法性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基本要求。目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权威和秩序上的双重诉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影响力,从而确保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持久。"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恰好能够解答这一时代命题。     

《执政与善政》评述

自古以来的执政者们一直都关注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政党政治出现以前,在中国和西方,以董仲舒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学者都将"君权神授"作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到了近代社会,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他将"公意"即反映和实现公民的普遍利益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马克斯·韦伯在其"权威理论"中推崇的"合理合法性"权威模式则为当代政党寻求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关系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倍受现代社会的关注.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应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从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地位,保持政治制度合法性,防止和克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维护政治稳定.     

转型时期执政党的权威流失与权威巩固

政党权威是保障政治系统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力量,与当代政治民主之间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可以达成一种相互契合的动态平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因执政过程中暴露出的负面或消极现象使其面临着权威流失的风险,进一步巩固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则需要包括价值观念体系的适时变更、制度规则的科学修订以及执政业绩考量的人本归宿等在内的若干基本要素。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基础、挑战及应对途径

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信仰与支持,还和它所提供的权力的合法性、领导的合理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密不可分。本文拟从执政地位、政党的先进性、执政政绩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基础,揭示当前党的权威所面临的挑战,并就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出自己的见解。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