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国联卫生组织公共卫生事业在东南亚的实践

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成员国成立了国联卫生组织以处理全球公共卫生工作。鉴于东南亚流行疾病泛滥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国联卫生组织建立了致力于解决当地公共卫生问题的东洋分局。东洋分局在国联卫生组织的指导下,同当地殖民政府合作,初步建立起包括流行病情报网在内的卫生治理机制,推动了东南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可为该区域当今卫生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现实困境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运行的重要支柱,但自愿合作带来的"搭便车"问题、成员结构多样性带来的异质性需求及行动目标的模糊性使其面临"地位高但发挥作用有限"的现实困境。作为APEC的重要成员,中国应坚持战略性、包容性和经济性的指导原则,积极推动经济技术合作改革并切实参与其中,以加强与亚太经济体的经贸联系,强化在APEC中的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处活动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控告违背国联盟约,侵占中国领土。国联在受理中日争端的17个月里,确曾做了大量工作,举行过多次会议,作出过数次决议,并派遣李顿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在国联大会通过的最终报告书里,彻底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恶果－伪满洲国。国联由于内外诸多因素,虽没有从根本制止日本侵略,但在国际舆论和法律及道义上对日本构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迫使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这场外交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环黄海经济圈次区域经济合作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环黄海经济圈"是中、日、韩三国学者依托黄海,根据环黄海地区各国和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以及经济战略和政策取向,所提出的一个地方交流层次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环黄海经济圈是中、日、韩主要的经济合作体系,环黄海地区是山东利用外资、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区域。在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建立环黄海经济合作区,必须依赖于国家政府出面协调,通过协议,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优惠政策,切实促进环黄海经济圈的合作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山东作为环黄海经济圈中的重要省份,应积极推动国家政府的运作。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共享经济:经济伦理的一种新常态

"共享经济"基于协同共享的理念,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已然成为当今"创新经济"的潮流。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所促成的是一种适度消费、合作互惠、相互信任的经济伦理新常态。首先,"共享经济"将进一步推动人们注重个性化消费、培养适度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公平,为社会消费伦理提供新的选择;其次,"共享经济"会强化社会合作与协同理念,为市场竞争伦理确立新的范式;再次,"共享经济"还将有助于重塑和优化经济社会信用体系,为社会信用伦理建立新的规则。唯有充分认识到"共享经济"对于经济伦理的正面影响,并从立法、技术投入和观念变革等方面采取积极对策,才能进一步巩固经济伦理新常态,使"共享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背景下发挥更大作用。     

沿边“双轴”驱动发展模式研究

构建沿边开发开放的"双轴"驱动模式,以开放带动开发,以开发支撑开放对于发挥沿边地区对外合作的地域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中国和俄罗斯沿边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绥满经济主轴建设应主要依托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等,通过区域产业联动发展,建设装备制造、能源、化工、食品、高新技术等产业基地,并推动其向集群化方向发展;沿边开放轴应主要依托沿边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技术合作、产业合作等,通过构建四大开放区域、做大做强四大产业带,增强沿边地区对外产业合作能力,提升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研究

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提出国际政治"两大势力"论,指出国联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是"反革命的大旗"."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复揭露国联的帝国主义本质,竭力消除国民党散布的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号召民众起来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在独立自主原则下支持国联并促其对侵略国家实施制裁,提出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条件下可利用外资进行国防与经济建设.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南半岛互联互通的实践与构想

自古以来,中国与中南半岛关系密切。近几年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基于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构想,中国与中南半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在铁路与港口建设、能源、通信设施联通和技术合作等领域先后达成多项合作成果。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市场中,鉴于目前中南半岛在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巨大需求缺口,同时中国的资本输出、产能输出、海外工程承包、政府相关支持政策等供给侧因素的影响,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中南半岛仍具有坚实而必要的合作基础。"互联互通"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在"一带一路"发展新时期双边都值得期待的合作目标。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