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提价后的“七嘴八舌”

1989年报刊调价是近年来辐度最大的一次读者是报刊的“衣食父母”,又有“读者是皇帝”一说为调价身为“臣属”的少不了要向“皇帝”们深深表示歉疚之意,一“歉”一“疚“之中,又免不了一番”诉苦”——迫于无奈,最后是“本报(刊)在1989年将以崭新面貌出现,厚待读者,不负众望”云云有些报刊还宣称尽量减少广告的挤占版面,作为一项重大改进措施报刊提价前后,这一类“歉疚”、“诉苦”,几乎报刊的甲乙丙丁无不出自一个模式     

从刘晓庆希望成为“最”谈起

社会现象,复杂纷纭,但是有了社会学的视野,观察问题就会全面一些、深入一些。今后本栏拟撷取报刊上的一些报道,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如果我们能用理论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就算是有了几分收获,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社会学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问

“社会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社会学有什么用处?”自社会学恢复研究十多年来,经常有人向社会学界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我们又常常难以十分简明地回答清楚。本文比较简明地告诉读者,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问’,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学科。     

“放”与“收”——谈谈社会控制,兼及社会学的社会职能

亲爱的读者:在这封信里,我想就一个有争议的社会学概念,作一些介绍,并借此机会,就社会学的性质及其社会职能作一些补充阐述。这个有争议的社会学概念,就是“社会控制”。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一词,根据吴泽霖先生早年的一本著作《社会约制》所说,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提出来的。吴泽霖主张把这个词翻译为“社会约制”,其理由是“控制”带有以上临下的意思,似乎只有在位者才可以控制平民,长者才可以控制幼小,男子才可以控制妇女等等,他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从广义的方面看,“Social control”应     

美国社会学毕业生的就业领域

作为一名社会学系的教师，常常有学生问我，“我们毕业后将来能干什么？”对于同学们的询问，我感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确实，和那些正热门的经贸、金融、外语类专业相比，似乎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除了教书、研究外别无选择，社会对它的需求并不见旺。最近我从美国社会学学会寄给我的有关资料中发现，美国社会学界的同仁们也同样关注这些问题，他们就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作了抽样调查，以向社会展示社会学的职业魅力。现转录于此，供读者参考：美国社会学学会近期就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几所院校中获得学士学位…     

“社区”概念的由来、本质特点及其应用——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社区”讨论会综述

经过近几年来对社会学对象和性质等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广泛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一个新的迫切任务摆到了我们面前,这就是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借鉴包括苏联和西方在内的各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建立起我国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以切实指导和促进实际的社会研究和社会工作。因此,本期就“社区”概念发表一组文章,作为引玉之砖,欢迎社会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和读者指正。     

社会学要研究改革问题

我是《社会》的忠实读者。两年前我刚从工科院校毕业,是社会学的门外汉,然而,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使我的视线发生了转移,我不能仅仅盯住自然科学及其成果,还要了解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因为一个改革者对企业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科技工     

上海一百户国营企业扩权的现状

这篇文章看似是“纯”经济的文章,但仔细一想,造成和解决这些“纯”经济问题的关键却正是在“社会学问题”之中——要搞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深入研究那些关于“科僚制”、“权力关系”等等传统的社会学课题,还需要就诸如“企业自主和社会负担”等课题进行深入的社会学调查和分析。许多读者向我们呼吁,要本刊直接投入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现实运动中去,正视生活提出的课题,发展社会学理论,并逐步形成“经济社会学”的分支社会学。我们以本文为开端,作为响应。在下一期中,将比较深入细致地分析其中一、二个问题,欢迎同志们积极来稿和给予指点。     

城市开放中的社会开发问题

建设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是党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门户”,是我国现代化社会过程的重要一环。如何从社会学角度,调查、研究、总结城市开放条件下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是社会学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去年11月在沪召开的“城市开放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这里,我们选编部分文章,供读者和有关同志研究参考。     

我和社会学

１９３６年春 ,我到了日本 ,这年９月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科 ,后来进入社会科专修班 ,师从园谷宏先生学习社会学 ,我和社会学的关系 ,可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原来准备是学经济学的 ,后来为什么转学社会学呢？首先是因为我原来的主要兴趣是搞文学创作 ,我想学点儿社会学专业知识 ,以便从中得到观察、分析、描写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论导引。其次 ,我来日本的真正兴趣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 ,而在于从事“政治避难”。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救亡图存意识可以说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我来日本以前 ,就因为积极…     

桃李不言花溢香——记社会学学者李德滨

偶然翻开了刚刚出版、似乎仍散发着淡淡油墨香的《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李德滨,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副研究员,专攻社会学和黑龙扛移民问题研究,曾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研重点项目三项,自1962年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出版专著六部,参加集体编写校译的编著译著四部。     

南斯拉夫社会学联合会第七次会议

据南斯拉夫《社会学》杂志1984年第1—2期报道,南斯拉夫社会学联合会主席团于1984年5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七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该联合会今后一段时期的活动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议。会议首先研究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社会学协会的工作情况,研究了南斯拉夫社会学联合会各小组和理事会983年11月份以来的工作。并确定了1984年的工作计划: (一) 1984年11月8日至10日在南斯拉夫的斯普里特市举行题为“社会学和社会实践”的专题讨论会。专门组织两次圆桌讨论会,这两次讨论会的题目是:“联邦经济稳定问题委员会材料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变化和社会学”。     

读者的指点

1984年最后一期《社会》到手,我心里高兴极了,正如“编者的想法”所说:“本刊已开始改版”。确实,从封面到正文的安排都有了自己的特色,有几个栏目办得很好,例如“未来社会学家”、“社会学论文库”、“来自社会的报告”等等。我国社会学曾中断近三十年,前辈大多年事已高,而后辈还没有崛起。贵刊是我国目前唯一公开发行的社会学杂志,应该有义务和责任培养扶植未来的社会学工作者,振兴中国的社会学。我看也确实在尽力这样去做,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做下去。从总共17期来看,贵刊在从“杂”中逐渐趋向     

要引导,不要迎合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在基层工作的青年,工作之余我和同事都欢喜翻阅各类报刊,《道德法庭》栏里的文章常成为我们议论的话题。有的青年说:“《道德法庭》有些文章有味道,够刺激”。我想,一篇文章如果仅仅是给人以这种印象,能算是一篇好文章吗? 现在各种刊物很多,读者也很多,这充分反映了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对编辑、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尽量把报刊办得好一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但不能单纯追求发行量,而塞进一些庸俗低级的东西,以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我感到少数《道德法庭》文章就存在着这样的倾向。记得有一篇讲一对堕落夫妻的文章在一本刊物上登出来以后,有些人争相传阅,对此文谈论得最多的无非是一女二男同睡一铺     

基尼系数不能衡量生活水平

在《社会》1988年第三期上发表的《社会学应走出思辩的氛围》一文(《报刊文摘》作了转载)中,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忠教授提出了利用基尼系数衡量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问题。他认为“我们衡量小康水平,完全可以借助经济学上经常使用的基尼系数来表示,它表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在你的工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基尼系数根本不能衡量生活水平。基尼系数根本不表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在     

编者的想法

我们在组稿和编稿的过程中,一直在自省着——向读者的承诺:逐步改革,期期出新,究竟做到了多少?当开始改版的时候,总会有一股热情,有一股干劲,这是可贵的。没有热情和朝气,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活动的。但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说,具有创造的冲动和想象是不难的,但这还不是创造活动本身。创造,那是如同母亲哺乳养育孩子,要每日每夜地喂他弄他,全力以赴地做那些再琐碎不过的事,做那些简直毫无艺术气或创造味的事情。然而,我们又要在这无数必要的日常工作之中,保持锐意改革的势头,刻意锤炼自己的社会学眼光和能力,在千千万万读者的社会学创造中,寻找那可能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东西,寻找那能够在社会学的“奥林匹克”会上升起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如何使用“社会学”名称的》一文质疑

编辑同志: 日前,在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戴慧思副教授那里看到了她订阅的《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由于邮程费时,我见到的最新一期是1983年第一期。我想就刊载在该期的王胜泉同志所写《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如何使用“社会学”名称的》一文提点看法。这篇文章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五处,想用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使用‘社会学’名称的”。但细读引文,五处引文中的四处仅仅提到了孔德的名字,根本没有提到“社会学”的名称,更谈不上如何使用。只有一处引文,即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中译本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这是王胜泉同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社会学’名称的”唯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过去我在国内时就     

社会是舞台 人人皆演员──读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编者按：从本期开始，我们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海先生的读者介绍10本战后西方社会学名著。它们出自欧美10位社会学大家之手，代表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学科范本。当然战后社会学名著远远不止这10本，粗略地估计应不下于500种，从中选出10本终归是见仁见智，倘能有助于读者大作了解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学派分合、学理脉络及学苑风景，本刊的愿望也就达到了。于海先生专治社会思想史，追求“思想的理趣和历史的韵律”之境界，所著《西方社会思想史》，受到学界好评，曾获国家教委1995年优秀教材一等奖。如果木专栏的文章能让读者再次领略“…     

国际社会学协会合理选择研究委员会最近成立

1991年5月出版的《科隆大学经验社会研究中央档案馆通讯》(第28期)和《民意调查、方法与分析研究中心报道》(德国曼海姆)两份杂志分别载文报道,国际社会学协会最近设立了一个“合理选择研究委员会”。这个研究委员会从事有关社会理论和经验调查中的合理选择模式的研究,也在研究这种模式对于促使社会科学各门不同的学科的理论与经验调查工作融为一体能够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这个新成立的研究委员会,是1982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10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解释社会学与结构-自我主义学派方法”专门小组和曾经参加1986年新德里第11届世界社会学     

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就是它逐渐“中国化”的历史,把社会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文章分析了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性质和目标的不同理解,认为正确全面地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化问题,仍然是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目标的关键。在作者看来,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是“化入”与“化出”,即尊重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和规律,先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内部,批判地继承西方社会学,然后化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了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发展而寻找有效的社会控制,始终是社会学最关心的课题,舍此而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种非学科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