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结果,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和策略性.新写实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再生产性”、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推崇,对日常满足的平庸化、一般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本体性地位.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包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诉求、大众文化属性和“日常生活”的多元性,既要从下而上地参与不断变动的日常实践,也要从上而下地以理论建构“日常生活”的多维空间.     

"厥维科学"与"经典重造":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现代文化场域及相应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确立的标志。“厥维科学”是“五四”文学最核心的理念。“经典重造”代表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欲以文学创造达到文化生存的审美主义文学目的论和文化自觉。     

文学陕军的乡土中国梦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当代陕西文学一方面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以其鲜明的乡土经验自觉参与到中国梦的建构当中,其所建构的可以称之为文学陕军的"乡土中国梦".它的内涵生成和文学品质的确立都源自"乡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乡土家国梦"、"乡土创业梦"到"乡土现代梦",陕西作家以他们的地方经验讲述了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梦想故事.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经典建构路径

科幻小说是成功走向世界的中国好故事。它的域外经典建构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实践。后人类、精神生态、赛博格当代世界科幻经典主题满足了域外读者的期待视野；域外的深度阐释与评论打造与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专业出版社、权威科幻期刊、网络媒体等跨媒介出版流通推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深层次传播，有助于拓展作品的经典性。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经典建构路径展示了文学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文本重塑与价值再生产，对推动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有重要启示。     

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融合与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

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三种文化资源的复杂关系是关键所在。当代哲学家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观是比较成熟的学术创新模式,也是指导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科学方法论。具体来讲,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这个命题中,“马魂”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重要论述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文论的架构和资源为主体,批判地借鉴西方文论的有利成分,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     

也谈文学经典的当代转型

文学经典是经典世俗化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文学经典的不确定性导致文学经典的不断转型.导致文学经典当代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当代社会主题的变迁与建构文学经典的权力结构的改变.文学经典当代转型的具体表现有三,即经典的进一步多元化、通俗文学经典的出现与图像型文学经典的诞生.     

大社会观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发现

“大社会观”之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元理论层面的决定性意义。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要在历史维度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二要在实践维度确立面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目标,三要在学科维度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内涵,由此方能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需要推进“学科发展史—基础理论—交叉应用”三个维度的研究,从而推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新移民文学的原罪与原味——重评《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及其历史影响

《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新移民文学早期的“经典”作品。两部作品凭借“群选经典”效应建立了新移民文学与当代文坛、国内读者、文化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为市场化的操作手法,两部作品给新移民文学的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原罪”）,同时,在写作上,它们也开启了新移民文学自叙传小说、世俗品格、代际特色和移民情结等鲜明标识（“原味”）。多年来,新移民文学一直沿着《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开辟的道路前行,摆脱“原罪”“原味”的束缚,以主体意识乃至间性意识努力超越,这将成为新移民文学保持个性、继续繁荣的关键。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王勃文学思想中的“文儒”特征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是当时颇具自觉意识的“文儒”型士人之一，虽然其文学观念受到了家族文化传统，尤其是祖父王通的重要影响，并接受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征圣”、“宗经”等理论认识，呈现出重“儒”轻“文”的复古特征；但在文章创作中却体现了复古文化观所不能框范的鲜明的审美意识，其中包括不平之气的抒发，重视辞采的华美，强调音韵和谐等颇具审美意味的主张，因此王勃的文学思想以一种更加强调文学审美性的特点体现了时代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合法性地位的建构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法则,一种新兴的文学只有在获得了垄断作家合法定义的权利后,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生存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因全面打破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彻底扭转传统小说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表达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对传统审美趣味和阅读机制的全方位颠覆,先锋作家自我话语权的确立经过了相当错综复杂的过程。首先,先锋作家取得作家身份上的认证,然后又力求通过先锋批评家的话语支持、创作谈、座谈会、散文随笔、访谈录、对话录、演讲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确立自我话语权,最后经当代文学史各家对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定位和塑造,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地位显然业已建立。     

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述评

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研究,运用从宏观走向微观的理论视域和从分析走向综合的逻辑思维方法,并在将这两种“理论视域”与两种“思维方法”进行历史与逻辑的整合的基础上,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大力倡导,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逐渐衰退,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崛起和鼎盛以及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和特色四个维度,考察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的嬗变历程,以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线索与逻辑理路,更好地完成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学科建设。     

“文学空间”转向：现代汉诗文体研究的理论契机

文学空间是文艺家在审美构思中形成的艺术世界,也是作家和读者进行诗与思对话的平台.在“文学空间”基础之上形成的共时性文学批评理论,即“空间诗学”,既是一种新的文艺学批评理论,又是对于历时性文学批评的补充和完善,更是在更为深广的维度和层面,构建当代诗学的理论体系.由此,以空间为途径进行诗学文体理论的对话,是解决古今诗学的共通性和融合性问题的通途.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政治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复杂编织——《祝福》的接受史研究

接受史研究能为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确证提供参照。梳理《祝福》的文学研究史与教学解读史可以发现：该小说在政治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经历着曲折的接受历程;在语文学科视阈下显示出由“工具”向文学本位转变的趋势。文学研究与教学解读不应偏离与割裂,《祝福》的价值传播需获得学科建设的合力。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     

清末民初中西文学观念的接轨

英语词literature原有学问、著述的意思,19世纪后期特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审美性著述,形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秉承“诗艺”传统,彰显科学与艺术、功利与审美的区分。古汉语中的“文学”意为“文章博学”,强调文章的学术内涵和经世作用。日本学者用“文学”对译literature,通过笸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中译本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接受了新的文学概念,观念上则形成两种主要倾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注重文学的明道经世功能,将审美当作是特殊有效的手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