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与晚清联美问题

"联美"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年实现均势外交、制造列强在华互相制衡局面的重要外交理念之一,与东北有关的外债问题是实现联美政策的主要工具。东北地方官员和一些朝廷要员希望引进美国资金,在东北修建一条铁路,以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同时削弱日俄在东北的势力。舆论界对这一策略纷纷发表评论,建言献策。但舆论界在关注、讨论联美问题时,对俄日的抨击构成联美舆论的实质性指向,显现朝野间在外交理念上的差异,难以形成互相支撑的格局。其本质原因是晚清时期的公共舆论在更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对现实政治的评断,没有与社会共众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联结,难以形成社会凝聚功能。在这一案例中,关于联美外交的舆论回应既是中国近代舆论与外交互动的起点,也是一种舆论与外交关系的常态形式。     

袁树勋与“苏报案’’

苏报案是清末震动中外的大案,也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名案,其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袁树勋为清末封疆大吏,他严厉镇压反清爱国志士,任上海道台期间由其亲自处理了苏报案.但他竭力反对列强入侵,主张维新,又有进步的一面.论文以袁树勋任上海道台期间处理苏报案为中心,论述了中西新闻自由观的第一次大碰撞;并试图概述、概评袁树勋复杂的一生:他努力维护国家主权,阻止洋人越界筑路,拒绝租界当局参与黄埔江疏浚工程.在其任所内,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一些新政、美政:山东巡抚任上首开咨议局,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两广总督任上,奏请设立广东大学,并建议召开国会;关心家乡的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多有捐助.他反对列强,主张变革,是其爱国思想的表现;他镇压革命,扼杀<苏报>,表现了对清王朝的忠心.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忠君爱国人物.     

从“威权舆论”到“权威舆论”——“微时代”主流舆论的解构与重振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时代的到来,对原有的官方主导的威权舆论场带来革命性的颠覆,官方舆论场如何发挥主导作用,不断消弭与市场化的都市媒体舆论场以及微博等民间舆论场的缝隙,不断发挥意见领袖作为第三方力量的舆论对冲作用,不断增加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最大公约数,努力实现从"威权舆论"到"权威舆论"的转弯,形成健康向上的和谐舆论生态,意义十分重大。     

“阿尔都塞国家机器理论”视角下的苏报案

苏报案中章太炎、邹容分别被轻判的结果折射出晚清国家综合控制能力的薄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由于近代租界的特殊性加之行政系统运行效率低下,致使清政府镇压性国家机器在苏报案中难以发挥“暴力机关冶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多样性,造成清政府与革命派在报刊舆论、法庭辩驳等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相互较量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判罚结果。     

白话报刊与晚清公共舆论

晚清白话报刊呈现出了诸多现代报纸的特性,它通过在报刊上普及使用"下里巴人"般的通俗式话语方式对传统社会的特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为社会民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舆论表达空间.在独立性的支撑下,摆脱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充分调动报刊的知情权和表达权,重新建构起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对国家政府的监督,为晚清社会的公共舆论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晚清幕府纷争与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

近代中国以报刊为核心的媒介系统始终处在战争的压力下运作.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离不开其著述的文本,更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语境.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两大幕府相互倾轧,严复、章太炎、李提摩太等中外舆论精英游说其间,在政治利益角逐中扮演角色.近代舆论由器物上的洋务转向维新变法,舆论精英面对政统、道统抉择的两难,学术良知往往决定他们放弃因谋生需要而投靠某个利益集团,从而坚持学术上的自我.即政治上可以应变乃至投机,但有其学理取向上的底线;两者冲突时,学人多回归学理上的价值取向.这对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格局变迁及社会舆论趋向颇有影响.     

自行车：我们如何守住你——“懒得报案”不可取

你丢过车吗?或者，你的家庭、亲戚、朋友、熟人丢过自行车吗?     

“看不见”的舆论领袖——高校网络舆论领袖特征研究

在综合采用了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和访谈三种方法的基础上,对高校网络舆论领袖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校网络舆论领袖是"看不见的",具有"文本"、"隐性"、"动态"和"混合"的特点,这对高校网络舆论管理工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舆论管理的对策:与舆论领袖平等沟通,加强服务建设;危机管理,删除和封禁过激言论和ID;重视官方通知的作用,安抚情绪。     

论“顺势而为”的新闻舆论工作导向

新闻舆论工作“顺势而为”,就是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服从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新闻舆论工作“顺势而为”,就是要处理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处理好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处理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关系.     

新闻叙事聚焦与舆论引导的关系探究——以“王凤雅事件”为例

媒体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往往通过新闻叙事进行舆论引导。而在新闻叙事中,聚焦的选择与调整能够逼近事实真相,挖掘社会意义,因此新闻叙事聚焦与舆论之间有着多层联系：聚焦主体设置舆论议程、聚焦角度决定舆论走向、聚焦对象影响舆论效果,三者又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公众舆论场。而对于如何引导舆论,聚焦主体则要正确研判舆情,聚焦角度的选择要衡量多方价值,聚焦对象的呈现要多维平衡,如此新闻叙事聚焦才能强有力地引导舆论。以“王凤雅事件”为例可以详细分析并厘清新闻叙事聚焦与舆论引导的关系。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晚清到五四

翻译研究派学者勒弗威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在翻译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对原作进行改造,以符合译入语的社会需要。以此为理论视角,研究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状况,分析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儿童文学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两个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儿童观和文学范式给儿童文学翻译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儿童文学翻译也为当时的社会进步或文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说明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似乎总是并且应该保持着动态的特点。     

新中国的舆论与外交互动：从缺席到介入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在外交运作上,公民舆论基本处于缺席状态;改革开放后舆论开始介入外交政策与实践。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舆论会破坏精致的外交运作,但也会防止愚蠢的外交冒险——从大历史的宏观眼光来看,国运昌盛系于后者。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文明的倡导,舆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外交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从“冲击”到“激活”——论海外汉学与晚清通俗小说研究热

［摘要］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晚清通俗小说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输入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围绕晚清通俗小说的“现代性”,厘清本土研究与海外汉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辨析转型时期在复杂的文化思潮背景下晚清通俗小说研究背后所隐匿的话语权力之争。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政治舆论宣传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声音”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新闻媒体不能简单、片面地迎合市场经济的需求,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政治意识,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使舆论宣传成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最强音。     

新闻发布会与公众舆论方向引导—比较“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得失

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对公众舆论引导起着重要作用."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两起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在这方面效果迥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场发布会"定调"是否精准,选择发布新闻的主体是否恰当,发布的信息内容是否及时、权威、明确和是否抓住了公众舆论的"痛点".     

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

发生于宣统二年（1910）的“陈总杀媳”案，经由近代报刊舆论的推波助澜以及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积极奔走，在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地区引起热议，其实质乃是晚清大变革中的一次启蒙与觉醒。不久闽南的职业戏班将事件加以演绎，在两岸的城市商业剧场搬演传播，使原本的悲剧案件成为娱乐与消费的商业戏剧演出。而南洋的说唱文学创作者，则在尊重案件事实的同时，以歌仔册固有的编创套路来劝诫、教化世人。以“陈总杀媳”作为研究案例，可以丰富对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的认识和理解。     

“公共舆论”的形成与文学变革

不少研究者将清末民初由报刊、出版等传媒力量所形成的“公共舆论”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混淆 ,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在厘清这一错误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众传媒在近代发展的基本形态、文学“公共舆论”的作用、学会社团的公共性等几个方面的分析 ,探讨了影响近代社会变革的传媒力量———“公共舆论”的特点以及它对文学变革、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和作用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清代嘉道以后,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吸纳西学,创立了近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