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

道德的法律化,是沟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中间桥梁,它使得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从事实层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与需要。同时,古今中外的无数次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也证明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然而,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度的道德法律化或是盲目的道德法律化及以德代法的做法无疑会给法制体系的完备及法治社会的实现带来损害,因此有必要对道德法律化进行适当的限制。     

论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充分实施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道德的发展 ,这使得道德的法律化成为可能。但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 :从范围上看 ,有些社会关系主要靠道德来调整 ,法律只起辅助作用 ,甚至不能适用法律 ;从功能上看 ,法律直接规范人的行为 ,但对人的思想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 ;从道德发展的角度看 ,法律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保障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而且对法律的过度依赖还会导致道德的弱化。因此 ,我们在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同时 ,还应充分重视道德等其他调控手段的作用 ,避免法律对道德领域的过度介入。     

道德的法律化与道德的自律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 ,社会道德发生剧烈的嬗变 ,传统的道德受到冲击 ,法制不健全 ,使道德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 ,依靠法律对道德的强制作用 (道德的法律化 )成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的最重要途径。但法律本身在发挥其制约作用的同时 ,也并非万能。本文从法律的产生、立法、执法的局限性及法律与道德的各自所长 ,分析道德的重建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作保障 ,也需要道德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为基础 ,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优势互补 ,双管齐下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才能最终实现道德水准的提高     

对道德法律化的思考

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变革时代,完善法律体系,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法治是道德建设的保障,良好的道德风尚是法制赖以实现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可重此轻彼。     

论道德法律化的不可行性

道德法律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建设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文章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入手来论证道德法律化不应成为当代的有效立法模式.     

有限的道德法律化初探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整体系 ,在现代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从普遍的合理性的道德入手 ,提出了“有限的道德法律化”,分析了有限的道德法律化之合理性 ,并探讨了其社会意义     

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思考

对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问题即权力道德法律化的多层次性、没有形成法律制度性的保障、泛道德化倾向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即法律制度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及对权力道德法律化进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释。     

试论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及道德功能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我国当代立法还是在西方国家立法中都有重要的表现形式。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仍然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和价值,社会生活中有些问题只能依赖道德的调节,这些因素使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     

完善劳动立法的几点思考

健全的劳动立法是将劳动力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实施环节。针对目前我国劳动立法不甚完善的现状，必须完善劳动立法程序、完善劳动立法体系、健全劳动监察立法和完善劳动争议仲裁程序。     

论当下中国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

文章从立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当下中国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平等权与自由权的规范与保护是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体现;二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与恢复是道德建设的有力推进;三是对诚信原则的规定与倡导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信念支撑;四是对家庭、邻里伦理道德的维护与弘扬是道德建设的落脚点。从而构成对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问题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生活意义感的道德记忆基础

生活意义感的生成标示着主体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的统一。人作为道德存在者,道德记忆能力是其本质能力,它既是 我们能够拥有道德生活的“根”,也是生活意义感得以生成的“源”。简单地将道德记忆与道德生活经历混同起来,则会造成生 活意义感的形式化或异化。生活意义感的增进基于主体日益强大的道德记忆能力,一个拥有卓越道德记忆能力的人,能够通 过合乎道德的记忆或遗忘建构出富有道德价值的道德记忆内容,这对其生活意义感的增进具有关键作用。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加强各个领域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建设,同时又必须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思路探析

关于道德建设的基本思路，除了继续坚持道德教育外，也必须针对现实情况，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道德立法建设。这样，道德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与发展。     

论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共同犯罪的性质

保险诈骗的行为人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 ,应当如何定罪 ,历来争议较大 ,现有理论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 ,不能自圆其说。应消除对立法真义的误解和忽视 ,从刑法规定出发 ,根据立法者价值取向 ,注重特殊身份对犯罪定性的影响 ,确定此类共同犯罪的性质。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世界上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 ;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 ;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 ,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德性养成的文化意蕴

中国社会的转型使得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断裂,原有的道德规范失去了它应有的整合功能。道德失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德性自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德性培养是道德文化重建的基础。德性的培养是在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必须依托传统文化道德资源确立德性培养的机制。     

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依据和向度

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作为从道德价值论的视角对于法之创制、司法和执法及守法诸环节的审视和评判,既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这两者构成了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内在依据。从具体向度看,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主要体现在审视立法活动是否符合道德之“应然”,司法活动是否依循应有的伦理路径,守法主体是否确立了良好的守法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