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言的形成

用雅言这个语词来指称汉民族“共同语”大致是在周代,但雅言所指称的古代民族“共同语”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雅言作为古代“共同语”的代名词已进入辞典,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把雅言作为古代汉民族“共同语”代名词的背景下,雅言当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看,雅言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发端,它不仅为汉语言的统一、规范树立了标尺,使汉语言的发展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而且对提高汉民族的凝聚力、推进汉民族文明的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南北朝双言双语现象透视

南北朝时期多族杂居,南北割据,通语与方言相互激荡,母语与外来语交互竞争,是我们观察双言双语的绝佳窗口.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双言双语社会:南朝以双言为主,北朝以双语为主.南北方之“雅言”同出一源,这个“雅言”,是以首都方音及读书音作标准语音而形成的一种语音系统.南朝和北朝均同时存在“书、通、方”三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书”即读书音,“通”是通语,“方”是方言或“方语”.     

周代的“雅言”浅探

民族分散而融合,语言就由方言而向共同语过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交往和统一,给这种过渡提供了客观条件。“雅言”即周王室的共同语,本文拟就其形成的史史渊源条件,其状貌作用,还有发展演变几个方面予以浅探。     

《切韵》音系性质之我见

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学术界至今仍争论不休。为此从我国特有的历史语言现象入手,根据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记载,并结合儿童语言习得理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切韵》音系是经过当时大儒整理的内部统一的读书音系统,即隋唐雅言。     

略论《中原音韵》人声的数量和韵尾特点

《中原音韵》是元代的一部关于北曲创作的著作,由著名戏曲家周德清编撰.《中原音韵》对于研究元代汉语语音情况,比如元代的汉语共同语是否有入声等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曾撰文指出,《中原音韵》时代的汉语共同语是有入声的.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中原音韵》时代汉语共同语中入声的数量和韵尾问题,指出:第一,《中原音韵》时代的汉语共同语至少有三类入声,很可能有四类入声.第二,在《中原音韵》时代,汉语共同语的入声韵没有-p、-t、-k尾,只有-？尾.这个-？尾也已大为弱化,只剩下一种轻微的“唯闭”作用.     

《喻世明言》中的关中方言词语举要解析

周秦时代的雅言、西汉时期的通语、隋唐时候的官话,都是以当时都城的所在地关中地区的语音、语汇、语法为标准的。而雅言、通语、官话是当时的共同语。关中方言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几个朝代的准普通话。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是用关中方言撰写的。因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关中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明代小说《喻世明言》也不例外,对《喻世明言》里所能够见到的关中方言词语予以解析,以说明关中方言对古代汉语词语的传承特点。     

近代汉语官话韵书音系复杂性成因分析

近代汉语官话韵书音系复杂性的原因主要有：1．强烈的"正音"意识;2．缺少明晰的共同语标准音;3．方音的局限。研究近代汉语官话韵书音系应当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复杂成分和复杂性质,既不能否定共同语的存在,也不能过分追求共同语标准音的描写,从而否定方音和其他因素的存在。时间的差异、地域的差异、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共同语与方音的差异,人为因素的参与等等都应当是分析近代官话韵书音系时考虑的因素。既不能笼而统之地称为共同语（或共同语读书音、口语音）,也不能贸然肯定某某音系就是共同语音系或者某某音系就是某一方言音系。只有认真分析了各种不同音系结构之后,才能建立起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汉语语音史。     

关于孔子诗学观的评价

在先秦诸子中,儒墨两家喜欢谈诗(诗,指《诗经》,下同),而尤以儒家为最。孔子是儒家的鼻祖,又是最早聚徒讲学的人,十分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在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一书中,有十八处提到诗,而且,他在谈诗时,不用方言而用当时的普遍话——“雅言”。“子所雅言,     

近代汉语时期两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地域变化及其动因

晚唐五代时期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得）”和“V得C（不C）”都是当时共同语中的能性表达结构，宋、金、元时期“V得C（不C）”在燕北地区更常用，“V得（不得）”在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更常用。从宋、金、元时期开始，“V得C（不C）”逐渐向南方地区扩散，至明中期已为南方地区广泛使用，形成现在为共同语、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广泛使用的格局，“V得（不得）”则向更南方地区退却。“V得（不得）”在向南方地区退却的过程中，明中期至明末清初，它曾一度从吴语地区向北方地区延伸，但没有形成规模。“V得C（不C）”从燕北一带向南方地区扩散，与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从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方官话伴随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向南方地区覆盖有关；“V得（不得）”从吴语地区向北方地区延伸，与明中期至明末清初时期话本小说的广泛传播有关。两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地域变化表明，元至清代初年，从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方官话还不是全国共同语，它与从平话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南方官话在明末清初相互竞争，大约清中期北方官话才成为全国共同语。     

方言词语的雅与俗--宜昌方言词零拾(二)

方言与共同语相对 ,共同语在古代被称作雅言 ,在这种意义上 ,与此相对的方言便具有俗的性质。本文以西南方言区的宜昌话为对象 ,择取词例 ,从语音、词义、词语的使用以及词书写符号等方面进行考察 ,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比较 ,对语词的雅俗辨证关系进行了阐述和揭示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客家人“不忘祖宗言”探析

金元时期,北方的女真族和蒙古族相继入主中原,这些游牧民族所带来的阿尔泰语系对中原汉语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之发生大裂变。客家话所传承的,正是这次大裂变之前的中原正音。以维护汉文化为己任的客家人将中原正音作为“祖宗言”而世代传承,也就传承了中原正音通行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客家人的迁徙方式和文化意识,使客家话与粤、闽等方言以及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分布上相互掺杂,在使用上相互兼容,形成许多“双方言区”。客家话在分布上的特殊格局,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     

入派三声和朝鲜的喉音字母“■”

“入派三声”说是《中原音韵》(1324年)的作者周德清提出来的。可是自明、清以来,对此说的看法一直有争议,甚至到现在也未能够取得完全一致的见解。这里,有主张“中原之音”本有入声的,也有坚持当时入声已经消失的。本文想从略析周德清本人关于“入派三声”说的论述着眼,兼及稍晚于《中原音韵》时代的朝鲜语言学者申叔舟(1417—1475)关于当时中国北方话语音的描述,来表述一下自己对当时有无入声这一问题的粗浅看法。     

《楚辞》楚语楚声说质疑

《楚辞》楚语楚声说由来已久，似乎是不刊之论，然考以事实，疑窦百出。屈宋赋中多有不用楚方言者，虽偶用之，也寥寥无几。由于方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与传播，屈宋赋中楚方言、共同语及别国方言并用。由此观之，屈宋赋可能是按共同语的雅言创作的。     

普通话儿化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儿化是北京音系的一大特色。既然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那么，儿化就应该是普通话语音体系中一种不可忽视的语音现象。淄博方言虽属北方方言且同普通话的差异不是很明显，但对淄博人来说，“儿化”的学习却是一个重点、难点，现提出几个...     

金代山西古体诗用韵研究

金代山西古体诗的韵母系统可以归纳为19部,与同时期中原一带的韵母系统基本一致,从总体来看反映了当时通语的语音系统。和中原音韵相比,这个韵母系统具有3个特点:入声仍然作为独立的韵部存在,山摄还没有分成桓欢、寒山、先天三部,车遮韵、支思韵尚未形成。古体诗用韵研究对于汉语语音史具有重要价值。     

论先秦的氏族民主

本文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西周春秋时期存在的氏族民主制度。作者从西周春秋时期“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出发,论证当时的“民”不是奴隶,而是自由民,并进而阐明了当时氏族民主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氏族民主的形式和作用。笔者认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氏族民主,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书痴者文必工——试论韩愈的读书与作文

韩愈曾有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不难看出,作为一代文宗的韩愈非常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这不仅是韩愈对中国读书传统的自觉继承,而且通过对其读书方法和读书目录等的梳理,可以发现,韩愈之所以重视读书,还在于这是他力图纠正当时浮躁学风、文风的手段之一。所以,韩愈在当时一再强调读书,尤其要求熟读三代两汉的典籍,是与其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有着密切关系的。韩愈的读书经验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散曲的用韵

元散曲所用的乐曲,采取了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曲调,所用曲辞语言是经过加工提炼了的口语,因而其用韵突破了传统的诗词用韵的框框,较真实地反映了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汉语共同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周德清编著的《中原音韵》将这段时期语音的韵从传统的61韵类合为19韵类。那么,散曲用韵的具体情况如何?《中原音韵》所分韵部及韵字的归属与其是否一致?解决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更具体、全面的了解元代北方音韵部的情况。为     

秦国纪年考实

<正> 我国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已经相当重视史记,国君每有言动,即有史官加以记录。“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天子“动财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②这种记载反映了西周及其以前的情况,“王者”即天子是有史记的.据孔颖达的解释,左史书动、右史书言为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是。当时各诸侯国直接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罕见,现存文献中关于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极其简略,据此以推,各诸侯国似乎尚无史记。春秋时期,不仅周天子继续保留着史记传统,而且诸侯国也陆续产生了史记。关于这时诸侯国置史的问题,刘知几已明言之:“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③由此可见,从西周到春秋,从周王朝置史到诸侯国亦置史,经历了一个由上而下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