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法治、法治政府范畴的广义性简析

一般狭义把法理解为一套冷冰冰的规则、准则集合,这只理解了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文明方面,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价值、法的精神及相关的理念等精神文明方面。一般狭义把法治理解为“依法办事”等法律意义上的法治,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主治”等社会意义上和价值意义上的法治。一般狭义把法治政府理解为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形式上的法治政府,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的统治或法的治理状态等实质上的法治政府。对以上三个概念进行广义理解,对于把握法治政府的真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法治、人治与民主

法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从民主的角度看,法治与宪政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法治就是限制权力的范围,使民主权利得以保障;从哲学角度看,法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看,法治排除了人治的任意因素。说到底法治还是人的统治,但法治中有人的因素并不等于是人治。民主的核心是一种参与机制,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条件。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论法制、法治与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而法治又离不开法制,法制、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法制有其自身的理念与特征,而其所要求的法治应在宪法、行政法和程序法等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我国"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重大命题.新发展阶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着眼于法治建设地位更突出、目标更具体和举措更系统的宏观层面;新发展理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则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引领法治中国建设,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展开;在这二者基础上,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聚焦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引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在此引领下加强法治中国建设,都必须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因此,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在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当代中国的法治认同:意义、内容及形成机制

研究公众的法治认同问题,为法治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从公众对法治的功能认知的角度,法治认同可分为工具性认同和价值性认同,从公众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可分为义务性守法认同和权利性的用法认同,从公众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客体性法治认同和主体性法治认同。当代中国公众法治认同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主体对法的利益维护的感受、对法的价值的体认,以及全面性的法治宣传教育。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法治实践中的理性、理念

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对于全人类都是共同的,理性思考的力量也是普遍的,它是论证的根据和灵感。法治中的理念,阐述的是对现行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明和解决模式。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是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我们党倡导的法治理念,无论是作为一条法治理念,还是一项政治原则,它都体现了对公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利保护。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现实启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产生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推进我国法治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并善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中进行论述。从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报告文本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演进历程经历了法制建设阶段、由法制向法治转型阶段、深化法治建设阶段和全面依法治国阶段,这其中蕴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即鲜明的问题导向性、突出的创新发展性、显著的科学理论性和深邃的历史继承性。纵观其演进历程和鲜明特征,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这些启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和实践遵循。     

法治公路的规律、支柱及其对策研究

法治公路是法治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法治公路的基本内涵 ,探讨法治公路的基本法则 ,构建法治公路的道德支柱 ,提出法治公路的建议与对策 ,对于公路法制化进程意义匪浅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国内学者从宪政、法治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及法治与政治文明四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国外学者主要从中国法制、法治国家和政治发展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内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还不够完善,必须通过制度化、规则化和文明化,通过政治文化祛魅推动法治进步与政治发展。国外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在于引入了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和法治理念,在培育中国公民社会上下了工夫。然而,他们对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发展方向的解读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前提、限度及其路径

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理念是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深化和升华。对法治、德治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学理分析与阐释的前提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问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能否及如何实现等问题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两者关系仍有再讨论的必要和可能。此问题首先应澄清其适用的理论前提,然后需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层次及其适用限度具体分析和阐释,最后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探寻其可能实现的路径。     

法治政府建设的历程、要素与路径

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是其前提性条件。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明确法治的内涵,坚守法治观念,恪守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现阶段,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前提下,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政务公开、规范执法行为、完善监督体制以及建立与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机制等方面,以此不断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 ,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 ,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 ,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 ;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 ,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 ,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宗教法治的理念、模式与路径研究

宗教法治不仅是全民参与、全社会"互动"的过程,而且政府在"互动"中应发挥协调沟通作用,实现由人治、权治,向法治、从管理到服务、由"制约"向"引导"方面的转化。宗教法治需要对宗教界人士和全体公民开展法治教育,宗教法律在自觉、自律的基础上得到普遍遵守是宗教法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通过宗教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动态管理模式,实现宗教法治管理他律与自律的统一。正确认识和区分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以及宗教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性。尊重习惯与规范行为,处理好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的关系,制定信教群众、宗教工作者、宗教活动及其场所的行为规范等,是宗教法治理念、模式与路径的必然选择。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论区域法治文化:类型、理据与发展方略 ——以湖湘法治文化为范例

从各国法治的历史沿革及其法治信仰构造、哲学认识论基础,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区域法治文化”归纳为“欧陆理性主义法治文化”“英美经验主义法治文化”“新加坡威权主义法治文化”等几种类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于“新型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内涵。相对于国家法治文化而言,“湖湘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湖湘法治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不仅是湖南等省积极推进地方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