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权威初探

政治权威按行使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民主主义、极权主义以及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威。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主要以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威和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威为主要表现形式。虽然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威对现代化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根据现代化的标准,中国政治权威的理性定位应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权威。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缺失与对策

司法权威是法治社会外在标志之一,法官权威是司法权威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法官权威存在着缺失,这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实现。本文从法官权威应然基本理论出发,客观分析法官内在权威与外在权威缺失的现象,探寻我国的法官制度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并提出改革之对策。     

清末尊黄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是在外力作用下启动的，内驱力严重不足，因而急需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来领导现代化。清政府缺乏领导现代化的能力，得不到国人的信赖，非但无法充当现代化的火车头，反而成了现代化的绊脚石。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利用尊黄排满动员民众参与现代化，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清末尊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殊产物，是革命派争夺现代化领导权的必然选择。清末尊黄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诸多矛盾，同时发挥着助益现代化与阻滞现代化的作用。     

中国乡村调解的权威嬗变及其思考——以马克斯·韦伯权威类型理论为分析工具

制度化建设以权威形态的建构为前提。梳理中国乡村调解权威的嬗变轨迹,是把握中国基层调解发展脉络,思考其制度完善问题的重要楔入口。就此而言,韦伯关于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的经典区分,成为探讨调解权威嬗变问题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分析工具。通过理论借鉴与现实反思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乡村调解权威贫瘠而匮乏:传统型权威整体式微,克里斯玛型权威难以为继,新兴的法理型权威的生长举步维艰。要走出调解权威的现实困境,提升基层调解的威信力,就要引导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法治化转型。而就当前中国基层司法现状而言,引导二者转型的重点,不在于调解制度内部的修订与完善,而在于外部法治建设的支持与保障。     

对我国宪法权威缺失及其建构途径的几点思考

摘要(Abstract):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权威的内涵包括宪法在法律文本上的权威、在公民意识中的权威和在社会实践中的权威三个层面。考察当前我国的宪法权威现状,针对我国宪法权威缺失的问题,在宪法权威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法律制度途径、思想观念途径、社会实践途径等建构途径。     

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化问题

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化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对权威的基础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即暴力是权力的基础,而权力又是权威的基础。在了解了权威的基础后,就要分析权威的来源,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其中莱斯利.里普森、马克斯.韦伯以及卢梭的权威来源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权威的来源明确以后,其合法性问题便成为研究的重点,目前影响较大的有经验性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规范性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和亨廷顿也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通过借鉴权威及其合法性理论对论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是有所帮助的。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从概念内涵、历史生成和发展走向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区别和联系是它们在各自轨道上既运行不悖又相互依托、相互作用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制度保障和能力保障,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体制机制促进二者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及其评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发展合作社经济政策,并从法令章程、财政金融及人力资源等层面予以扶助,其政策措施的完善程度与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推行中,受多种因素制约,国民党政府的扶持性举措实现程度有限,政策实施绩效明显不足.     

国家权威阴影之下的宗教权威——以甘青藏区纠纷调解为例

甘青藏区基层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国家权威,而且还有宗教权威,这两个权威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国家权威为主导、活佛等宗教权威人士参与作为藏区群体性纠纷调解的基本模式,单一的国家权威或者宗教人士权威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宗教权威应该在国家权威阴影之下调解纠纷,这是维持甘青藏区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理性模式。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权威模式

新体制条件下 ,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客观要求政府权威模式的科学定位。强力政府形象的政府权威模式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必然途径 ,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论我国政府现代化

政府现代化是政府以自身及其运作的合理化为目的而进行的持续变革的过程。建设我国政府现代化 ,就是以“合理化”为核心 ,使我国政府的主要方面 ,即政府的职能、规模、能力、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论行政道德在政府权威中的作用

确保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使一个合理合法的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建设政府组织契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权威。行政道德作为一种内在影响力,对于建构新时期政府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政府权威的含义,以及我国转轨时期行政道德在政府权威中的突出地位、作用和核心原则,同时也解读了坚持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伟大治国方略中所蕴含的对这一问题的高度认识。     

浅析社会组织公共权力的法律治理

社会组织是处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独立组织形式,由政府授权其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但由于其自身发展的不健全,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对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进行法律上的规制则变得异常重要。     

乡镇政府权威流失问题的实证分析

乡镇政府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发展农村经济、服务农村百姓、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职责。但是,当前的乡镇政府与以前相比,其权威有不小的流失,尤其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严重的地方,动员失去号召力,协调缺乏驾驭力,管理失去约束力,发展缺乏凝聚力,治安失去震慑力。因此,对乡镇政府权威流失状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显得尤为紧迫、必要和意义深远。     

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

政府权威是一种源于政府合法性的力量,社会转型期的政府权威一般面临着从传统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既需要确立新的政府权威,又容易流失原有权威。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由政府及其成员的管理方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决定,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通过村官的管理方式和公共形象来实现。学生村官作为农村基层政府建设的一支新兴力量,在社会转型期需要立足乡村,以法理性政府权威为目标,从法治思维的培养、法治方式的实施、民主治理的推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社会角色的转换等方面着手,塑造新时期的农村基层政府权威。     

论政府与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颇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如何,不仅学术界应予考虑,而且发展中国家政府也必须作出回答。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形成的法秩序,但不可照搬和重演。发展中国家的法制现代化应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引导下进行,日本、新加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法制现代化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而且需要一个强劲而开明的政府来主导。     

西部农业现代化与政府的应有作为

世界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表明,政府的有效作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它集中表现为制度保障、科技保障、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当前西部一些地方政府却在推进西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定位的偏差性与行为的失效性,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发展。为此,必须从政府自身的职能出发,以“有效性”为标尺,全面规范政府行为,以推动西部农业现代化快速健康地发展。     

政府应作为农业现代化投入主体之一

政府作为农业现代宏观投入主体的必要性在于现代农业需要政府施以“反哺” ;作为微观投入主体的企业和农户投入乏力 ;农业现代化的投入不能完全凭借市场力量的调节。目前政府的投入主要应在农业高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的建设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