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一条精神的大河——读蒋登科《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

中国新诗在表象上看很复杂甚至很驳杂,难有脉络可循,但从精神建设的角度梳理,不同的诗人、诗歌现象所奉献给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影响是有差别的。蒋登科教授主编的《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一书,通过对新诗精神建设历程的梳理,从精神文化建设的角度对新诗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不同诗人、诗歌现象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一部值得推荐的诗学著作。     

对“文革”前诗歌讨论的检视

诗歌历来被认为是时代的号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九四九年以后，新诗创作首先出于全国政治形势转变的需要，被认为是宣传新民主主义精神和新的政策的工具。这样一来，诗歌的创作规律便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当时新诗创作的‘’新”，主要体现为政治内容的新，主题思想的新，而没完全做到艺术革新的新。可是诗人们并不满足于政治内容的新，还想努力追求新诗艺术形式的新，因而便有下面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一、《文艺报》关于《新诗欧的一些问题》的笔谈笔谈时间为一九五0年三月。这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对新诗创作问题所作的探讨。参加者…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捆绑与挣扎——略论新诗的艺术生成兼及诗体重建问题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 ,有自身的艺术规律。诗人在创作时应懂得诗的艺术规律 ,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 ,至今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 ,许多诗人的文体意识不强 ,诗歌作品缺乏诗质。诗体重建势在必行     

紧贴自身的可能性与当代诗的强度——以姜涛诗歌为考察中心

从郭沫若开始,中国新诗的写作就存在以一驭多的元话语。这既是一种诗歌写作方式,也标示了新诗诗人发声的位置。姜涛诗歌中同样存在这一元话语,但没有延续元话语背后强大的主体形象,姜涛诗中的主体反而显得游移不定,镶嵌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内部。姜涛的诗由此也表现出"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的特征,深刻地表征了当代诗的社会结构处境。通过在诗中反复寻找和检验发声位置的可靠性,姜涛象征性地找到了"山洞"作为暂时的方案。"山洞"作为诗人自我反复位移的具象空间,透射着诗人的智慧、无奈和诡谲,生产出诗人和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频繁地介入当代生活的可能性来。而这是一种紧贴自身的可能性,延展了当代诗的政治强度,使其不再需要去向哲学和政治诉求援手,诗与艺术即已自足。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姜涛诗歌的可能性问题,有助于重新衡量当代诗的价值和意义,重新理解当代诗在新诗史上的位置。     

废名《谈新诗》之我见

新诗的内容是诗的是废名在《谈新诗》中的核心观点。废名是从诗质的角度来谈新诗的内容的 ,概括说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诗情 ,一是诗感。废名的观点对当时处于困境中的诗人们是一个指引 ,对今天人们理解和认识诗歌也是一个可贵的启示。但也有不足之处 :一、感情有余 ,理性不足。二、缺乏用西方诗歌理论观点作参照。     

20世纪中国新诗特征初探

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路程."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力举用白话写新诗,改革诗歌体载,从"摹写自然"到"表现自我",中国诗歌开始走向现代化.20～30年代成功地对古今中外诗歌艺术进行整合,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相结合;之后又融艺术创新精神与历史使命于一炉,形成独具开放性品格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格局;40年代又追求情性诗化和智性诗化,在现代化探索中实现新的超越.50～7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诗艺单调,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80年代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复人性和自我,实现观念的一次更新,诗歌发展又重回正道,诗又回到诗本身.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时俱进,有待于我们去不断的开拓.     

汉语中的里尔克

里尔克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可以说是２０世纪中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从冯至开始，中国现代诗人以里尔克为范本努力建立一种涉及到心灵的奥秘、敏感和警觉的诗歌。无庸置疑，这种努力产生并凸现了新诗历史中的一种最有文化价值的艺术传统。这种艺术传统展示了具有震撼力的诗歌实践；更主要的是，它带来了新的人文观念，对心灵的持续的追寻包含着对时代的深入的揭示     

现场感、整体性与多元化——2016年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综述

2016年中国当代诗歌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共生的局面,既有对新世纪以来各种诗歌现象的透视,也有对百年新诗进程的反思,还有对当代各种诗学观念的探讨。尤其是随着新诗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对百年新诗的整体把握也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切入到新诗的内部,寻找现代性传承与发展的路径。还有些学者专注于当代诗歌形式的探究,从语言、结构、体式等方面进行具体而内在的分析。而对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些思潮、论争与个体诗人,不少研究者则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     

世纪回眸:新古典主义诗美流向——台湾当代女性诗歌综论之一

作为中国诗歌当代分流的台湾诗歌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坚实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作为台湾当代诗歌王国中的一方重镇,女性诗歌亦走过了同样的诗路历程,取得了同样巨大的艺术成就。台湾当代女性诗歌,无论是诗人的数量,诗歌的质量,还是诗学的营造,诗美的流变,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一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诗歌意象组合方式初探

意象,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已逐渐被人们认识,并运用于诗歌创作中。诗人们逐渐摒弃纯客观的描写,也不再加以抒胸臆为艺术追求的唯一目的,诗加速了意象化过程。特别是新诗潮以来的诗人,诗的意象运用更加纷繁复杂。 我们认为,在诗歌中,能够表达一定的情感,意念的语言形象叫做诗的意象构成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观念变迁与创作实践

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散漫,格律诗的僵化,象征主义的晦涩、怪异后,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融汇既往新诗优点和长处的现代主义诗歌诞生了,以戴望舒、梁宗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大胆探索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河南新诗简论

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孕育了河南新诗的发展.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良知的诗人承袭中原大地悠久的诗歌传统和"五四"新诗的熏陶,唱出了河南诗歌的最强音,形成了一个以现实主义诗歌为主流,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风格流派并呈的繁荣局面.成为30年代中国新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新诗在30年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

从技艺的角度看,中国新诗的历史几乎是一部比喻的进化史。从新诗诞生之初的简单比喻方式,到穆旦诗歌中受英诗影响的玄学派比喻方式,再到多多诗歌中强有力的形象发生机制,以及当代新诗中更加专业、精密、复杂的比喻的出现,汉语的表现力通过诗人们对比喻技艺的探索而不断得到提升。通过对多个不同时期中的代表性诗人的作品细读和微观分析,可论述比喻技艺在中国新诗历史中的进化历程。这种分析将表明,比喻技艺在不同诗人那里获得的不同形态,植根于诗人们在其所处历史情境中对世界、自我和语言的不同理解。由此倡导这样一种对新诗历史的研究方式:从对流派、年龄段、主题和风格等方面的过度关注中摆脱出来,将视线投向对诗歌本身来说更为内在的"技艺的历史变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