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前叶中国外交大战略刍议——对中国与美国、国际秩序关系的重新思考

外交大战略是国家指导较长期内外交事务的相对稳定的总体战略设计和框架。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外交大战略的正确选择部分地来源于对世界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某种遵循。中国外交大战略的选择客观上受自身国力、世界政治世纪性规律和国际体系状况的制约，主观上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传统有很大的关联。“伙伴战略”是中国新世纪外交大战略的理性选择，即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领导者”及其国际秩序某种程度的认同者和更大程度上的合作者，而不应仅仅是一个孤立主义的旁观者，绝对不能演化成现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只有顺应合作潮流，融入国际秩序，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变革国际秩序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研究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关于国内政治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国内政治概念的界定,并分析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关于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英文)

30年来兴起的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缺失,这就是忽视对国际体系过程和国际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研究。本文针对这一重要缺失,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论文将过程定义为运动中的关系,论证了过程的自在性、过程动力和过程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过程的核心是关系。如果说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性质的核心理念是“理性”,那么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则是“关系”。将这个理念挖掘出来并进行概念化处理,依此确立过程建构主义“关系本位”的基本假定。同时,过程建构主义还认为,国际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确定国家身份并孕化国际权力。过程建构主义是体系层次的进化理论,将分析重点置于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强调过程的自在性以及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建构作用。     

西方政要及有关人士关于“新干涉主义”的若干言论

１９９９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政界人士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声称，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国际社会应当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新论调，作为“新干涉主义”的理论依据。现将他们的观点综述如下：一、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并非绝对原则，提出“国际干预”的“新国际主义”理论　　布莱尔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并撰文，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新干涉主义理论”。他在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中称，随着千禧年的临近，国际社会应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游戏规则。如果有独裁者为巩固政权而…     

从坚持胸怀天下历史经验看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和中国发展大历史结合的产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带一路”践行的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战胜西方的霸权逻辑，推进大国协调合作，进一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途径，继续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示范作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胸怀天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彰显，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伟大创举。     

互联网的特性及其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一种标志性信息传播方式，其特性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互联网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运行规律，但它确实正在而且将继续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国际政治立体、国际政治斗争、未来国际关系等方面，以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为杠杆，重新调整出一种新的格局。     

试析“综合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选择

“综合安全观”是指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限制 ,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国家安全问题。而中国“综合安全观”的“综合”性特点 ,主要体现在安全的内涵、外延以及安全威胁来源三个方面。本文提出 ,在“综合安全观”思想的指导下 ,为了谋求一个安全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处理好内政与外交、“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四大关系 ,妥善对待“睦邻外交”和“不扩散”两个热点问题。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英文)

当代中国国际法学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必须准确、系统、全面表达和传递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本质特征以及国际法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核心价值、基本概念、关键术语、主流的理论或学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等基本要素;另一方面,应充分、及时体现中国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话语体系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理念,应全面顾及国际法治和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的国内、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四个基本层面,应遵行、符合或顺应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全球化与多边主义、区域一体化与区域主义、国际共同体义务（或权利）和中国和平发展需要等原则、规律或趋势,应将其基本功能定位为：推动当代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广泛适用,促进当代国际法的教学、研究和传播,推进中国的法治进步,维护中国利益、尤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并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     

国际政治学发展历史与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作为学科名称,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通常同义,并且与“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相通。[1]在国际学术界,这几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是可以互换的。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几个概念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国际关系”比较侧重于国家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国家间关系”(interstae relations),而“世界政治”则含义更宽泛,既涉及国家行为体(actor),又涉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2]…     

从批判理论看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视野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批判理论流派，继新自由主义之后对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在广义的批判理论阵营中，建构主义及结构理性主义思路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视野。伴随着本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冷战和两极时代的终结，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是指国际关系或世界政治正处于重塑阶段，由此向当代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及其观点提出挑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研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即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异军突起，…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

“中等强国”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种概念却具有明显的争议性和模糊性。为了使“中等强国”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对“中等强国特征”进行探讨,增加了中等强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涌现,这种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给相关研究和实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者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将西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化定位拓展为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选择关键指标,确定中等强国的相对实力;然后选择参照系,确定关系主体与中等强国的相互关系;最后选择利基领域,确定中等强国的权力基础。新的定位路径有利于祛除中等强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也为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制定自“一条线”战略以后新的包含“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对象和范围

一、概念“国际关系”这一概念通常要联想到两个方面:(1)是我们所耳闻目睹并参与的国际生活具体实践,包括国际关系主要参加者之间的物质财富交往和精神交往;(2)是反映现实的国际生活,以掌握科学认识国际生活的规律性为目的的知识领域。国际关系学是政治科学的一门课程,是政治科学的单独研究对象,也是“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解和研究国际关系所确定的前提条件     

“政治多元化”评析

近年来,我国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竭力鼓吹“政治多元化”,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议会制、联邦制和“三权分立”搬到中国,在中国建立“多元政体”,实行“多元主义民主”。他们抛出种种理由,作为在中国实行政治多元化的论据,用来迷惑群众,特别是蒙骗青年学生。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对这些谬论进行分析批判,揭露政治多元化的实质和危害,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发展演进及理论流派争论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全球环境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在环境领域中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但是由于其吸取了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跨学科特征,所以在学术思想、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上极为错综复杂和多元化。鉴于生态危机对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环境议题已经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在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内部也逐渐被主流化。然而,对环境恶化过程的认识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还远没有达成共识。本文通过追溯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发展演进,论述传统主流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以及其他新兴理论流派之间的学术争辩,旨在阐明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学科特性,探索对国际关系学科独到的贡献。     

领空关闭的国际实践与中国因应

领空关闭是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后更加引人注目。领空关闭不仅破坏了国际航空秩序,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领空关闭也是国际关系的晴雨表之一,它与国际关系的恶化互为因果,反映着国际关系的走向与发展。领空主权是地缘政治在天空的延伸。领空主权确立于欧洲各国的国内法,后被国际条约所确认,成为国际法或国际习惯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基于领空主权原则,国家有权管理其领空。领空关闭从维护国家安全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威慑力的制裁武器,有被滥用的可能。《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为领空关闭所引起的争议提供了司法解决渠道,即“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国际法院”的“两审终身制”,但外交谈判是争议解决的前置程序。领空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应有之义,维护领空主权原则,反对滥用领空主权,重视国际民航组织的争议解决机制,强化争议的政治解决,是我们应对航空争议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论当代世界格局变化的“动力学”

现代科学基于量子和基因的微观进展，导致了企业、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国际和国内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倾向于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方面的位移；发展是以“不连续”的连续形式来实现的。中国在当代技术进步的国际追逐成中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要扭转局面，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开放的节奏，发展的层次，以及总体的协调。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位

本文从多个层面对全球化进行了理论和现实剖析,力图说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为宣传,旨在摧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主权以及国家意识。中国必须弘扬自己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做到经济自强、文化自强。     

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梁启超看成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代理人。梁启超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了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建构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但他对进化主义原理和价值的信奉，前后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处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中的梁启超，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也用进化主义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同帝国主义展开生死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从而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进化主义使梁启超焦虑，但它也使梁启超具有了期望未来伟大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样，中国一时的危机，似乎又成了加强梁启超未来快乐的催化剂。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本文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由此我们揭示和展现了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国际关系未来学

一国际关系未来学(Futur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西方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思潮,是预测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一种新理论,亦称"新全球主义"、"新国际主义"或"现代主义".提倡国际关系未来学的是西方国家一批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代表人物有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