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的历史性剥离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涵

马克思自《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历史之谜”的问题之后,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哲学探索,包括其后期的经济学研究阶段在内。意识到这一点,即马克思后期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经济学研究与其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通过考察马克思解析“历史之谜”的方法从人本的、逻辑的到历史的转变过程,可以发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双重向度即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在经济学的视域中获得了根本性的统一。     

同归与殊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内涵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中，“国学”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基本指向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探寻。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价值取向和致思路径，国学研究中又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本文从对“国学”成立前提的聚讼、“国学”研究层面的交叉、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三个层面对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内涵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为进一步剖析“国学热”这个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基础性反思。     

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１］走向未来,就是要架设通向未来的桥梁,实现从现实向未来的转变。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教育来说,这种转变更具有深刻的、历史的内涵,它将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革。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过...     

从“布拉格和约”看“敦刻尔克之谜”

从“布拉格和约”看“敦刻尔克之谜”牟元钧“敦刻尔克之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希特勒在大战开始取得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之后的第一次大的失误，对以后的战争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布拉格和约”是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结束后双方缔结的停战和约，它是普鲁...     

试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特殊性

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会见华人科学家时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①这段话内涵丰富，发人深思。邓小平同志以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国情和对世界历史时代的深刻把握，用伟大战略家和务实政治家的目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指明了方向，为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历史与国情方面的考察在中国古代，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位居四民之首。士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     

“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论巴金的“安那其主义”思想

一、一个“司芬克斯之谜”有人将巴金的早期思想比作“司芬克斯之谜”,从二十年代末期以来,研究者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给这个难解的“谜”设想过种种答案。第一类答案认为,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国际无政府主义潮流一样,是“反共反     

中国现代文学先导期论

在２０世纪文学整体观的立场上，将“五四”文学革命前的２０年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期，标志起点并揭示作为文学现代化背景的文化机制的作用，阐释清末文学观念更新的现代化内涵，对２０年中诸文体的现代化进程作精确的历史把握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逻辑理路、深刻内涵与时代要求

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在理论维度上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文化维度上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实践维度上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逻辑理路及其深刻内涵，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时代要求是要坚持系统观念，站在世界“大系统”的高度谋定中国“子系统”的发展；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从“国家主体”到“人类主体”的责任角色转换；坚持守正创新，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力量。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正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并实现这种定位，这将深刻地影响21世纪之中国的现实与未来。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彰显着它的必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这一转变的实现将使执政党的合法性维系于民主制度而最为稳固。     

揭开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之谜——兼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揭开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之谜——兼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罗德运印刷术、纸、火药、指南针，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１７世纪初，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主要著作《新工具》一书中就曾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科学命题的若干思考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想，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科学论断，是建立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及对现实科学分析基础之上而得出的．一、科学依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马印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总体概括，内涵丰富、完整．这个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     

当今小说的一种模式──评陈福郎的《怪味嬉皮士》

陈福郎的《怪味嬉皮士》题材新颖，人物怪异，内涵丰富．它在探索“中西合壁”的聚合点，寻找“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现代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一个特殊的人物，生动而深刻地凸现了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以享誉西方的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名人辜鸿铭为模特儿的主人公这个艺来典型，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和现实透视的力度．这可视为当个小说创作的一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小说发展态势的某些重要的信息．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引论》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历史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产生了“中体西用”论、洋务派、维新派等一系列文化思潮与流派，兴起了翻译的高潮，这个结果，引发了中国文学的变革──开始了与外来文学的冲突、交往与融合，使中国文学史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化是文学变革的前提与条件.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正> 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世纪伟人邓小平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更加深刻、更加辉煌的社会革命。其中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范畴或概念整理 ,编排和解释历史事件。“现代性”概念是 2 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范畴 ,它指出了大多数国家 2 0世纪历史发展的目的。本文讨论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征的内涵及其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青年当好先锋力量的三维阐释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回望过去、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具有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的深刻内涵。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当好先锋力量的三重维度，厘清新时代中国青年当好先锋力量“何以可能”“何以必然”“何以作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差序格局”与个体主义之间的距离

20世纪初，个体主义作为一个舶来品进入中国，然而，个体主义所蕴含的道德观念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并不相容。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到当代普通民众，往往简化了个体主义的复杂内涵并把它用作服务于各种目标的工具。进入中国百年，个体主义至今依然作为一种他性而存在于中国社会。回顾文献，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个体主义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相互牵涉与抵牾的支流。更深刻的认识则有待我们进一步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参与观察他者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获得。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邓小平政治智慧论析

本文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出发，论析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表现的政治智慧。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智慧，在于他深刻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创新了社会主义内涵；邓小平的政治实践智慧，在于他明确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步骤和策略方法